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8年10月30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由现行的3.87%下调至3.60%，下调0.27个百分点；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由现行的6.93%下调至6.66%，下调0.27个百分点；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相应调整。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保持不变。央行在2个月之内3次降息、1个月之内2次降息，其中的原因何在？对楼市、股市和宏观经济会有什么影响？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教授。

《华夏时报》：央行一月之内两次降息的国际国内背景是什么？

郭田勇：可以说有三个方面，第一，中国经济增长本身在下滑或者说回落超出我们的预期，这就使得货币政策的调控方向和力度必须及时性地发生变化，这也是上半年我们还在强调从紧的货币政策现在已经发生了转变的根本原因。第二，从国际上看，相对于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我们的利率至少还要比它高出2个百分点左右，也就是说在全球进入降息周期后，我们还是具有降息空间。第三，国内的通货膨胀在回落，给央行降息消除了后顾之忧。尽管说管理层近期有人说“未来通货膨胀形势有可能出现交替和反复”，这么说当然有道理，但是至少从中短期的时间段来看，通货膨胀这个问题还是不会卷土重来的。而货币政策本身属于一种着眼于短期的政策，所以说，可以对通货膨胀卷土重来提高警惕，但是目前还是要针对现在的具体情况出发调整货币政策。甚至说，在未来的1到2年内来看呢，中国的利率已经进入了一个下行通道。

《华夏时报》：降息对中国的宏观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郭田勇：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讲，第一，对于人们的信心会有影响，因为央行降息具有很大的宣示效应，对提振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第二，降息之后，投资和消费的借贷成本会下降，对于刺激内需会有一定作用，同时，利率下调给宏观经济运行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货币环境，有利于防止经济下滑。

《华夏时报》：降息对楼市的影响会有多大？

郭田勇：对楼市来讲，降息可以说是一个利好，无论是对房地产商的开发贷款，还是对购房者的按揭贷款，降息都会使他们的负担减轻一些。但是，我原来也讲过，我觉得仅仅依靠货币政策调整，真正要激活楼市是比较难的，因为楼市价格，特别是一线城市的房价，相对于购房人的收入水平还是高了太多。因此，楼市的最终激活，还是要在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和房价的持续回调这两块结合之下，楼市也会被激活。我说过，房价不回调将使地产新政无功而返，降息对楼市产生的利好效应可能也是如此，毕竟对于购房人来讲，降息虽然能省些钱，但是房价下调省的钱会更多，所以，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大家都会算这种账。政府“救市” 与开发商自救相结合，才能真正激活房地产市场，才能达到政府、房地产企业和消费者“三赢”。

《华夏时报》：对股市的影响，您怎么看？

郭田勇：利率下降对股市来讲，肯定是利好，因为这会降低投资者的成本，也会使得企业的盈利空间扩大，但是利好并不一定能带来股市的一波行情，并不一定能带来一波像样的反弹。决定中国股市的估值因素、货币政策或者利率调整只是其中的一点，而且还不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中国股市一方面面临上市公司利润下滑，更重要的是中国股市在大小非问题等制度建设方面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所以，这些对股市的估值和定价要比央行的货币政策的影响力更大。

《华夏时报》：3年期和5年期定期存贷款利率是不均等下调，其中的原因在哪里？

郭田勇：这和房产新政有关系，定期存款利率下降更多，比如3年期和5年期的定期存款利率分别下调了0.36%和0.45%，而贷款利率均仅下调了 0.27%，因为房贷期限一般都会超过3年或者5年，央行说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下限扩大为贷款基准利率的0.7倍，比如说5年期的贷款利率打7折后，比5年期定期存款的利率还要低，这就出现了我说的“利率倒挂”的情况，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这就有可能出现套利的情况，所以将存款利率多降一些，贷款利率少降一些，就会缩小甚至会堵住套利空间。现在看，基本上已经减轻或者消除了利率倒挂的情况。

《华夏时报》：你觉得未来的降息空降还会有多大？

郭田勇：我觉得到今年内，至少还会有一次降息，甚至是两次，到明年初时，1年期存款利率能够降到3%左右，这可能通过两次0.27%或者一次0.54%来实现。而且，通货膨胀在继续回落，如果在经济增长持续下降的情况下，不排除央行会把存款利率降到2%左右的水平上。

《华夏时报》：现在的货币政策给可能的财政政策提供了什么准备？

郭田勇：当然，防止中国经济大幅度下滑单靠货币政策还不够，从经济学理论上看，财政政策的作用并不亚于货币政策，所以，从未来看，政府还应该从税收环节上，无论是企业所得税，还是增值税，都应该下降，而且对于中小企业也可以实行区别政策。因此，防止经济下滑过多，放松财政政策还是很有必要的。应该讲，利率下降为将来的财政政策提供了基本条件，会使得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的杠杆作用更有效。

《华夏时报》：在全球降息的背景下如何看待它的影响？

郭田勇：中国降息对全球的影响不能说没有，但是我们主要还是考虑自己的内部情况。美国也在降息，希望经济复苏，我们也希望美国经济复苏，至少会使中国的外贸环节的压力减轻些。

不过，对中国来说，我们的宏观调控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如果我们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到位的话，中国还是一个对全球资本有吸引力的地方。何况，美国既然降息，我们没有必要跟它保持那么大的利差。这里面，有人说可能中美之间有沟通，这种说法没有得到确证，但是也不排除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默契。退一步讲，无论美联储是否降息，我们都应该降息。

勿陷入“扩大内需”的陷阱
2008年10月31日06:42 [我来说两句(16)]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南方报业传媒集团-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张立伟

　　
现在有一种短视且非常危险的倾向，认为中国应扩大货币供给以保持经济增长，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挑战。这是看错病，抓错药，而且是一副毒药，中国务必警惕在“扩大内需”的大旗下，以各种奇怪的药方为未来制造更大危机。

　　
我们必须认清中国困境的本质是产能过剩，全球通缩的到来将加剧和恶化这一危机，这是与欧美信用危机截然不同的状况。“货币供给派”试图模仿欧洲的救市行动，向市场注入廉价的无限的流动性，这将导致大量无法在生产领域投资获利的资本流向资产领域，并吹起泡沫。

　　
欧美危机源于次贷违约引起从事衍生品交易的高杠杆的投资机构纷纷倒闭，令资本加速逃离资本与商品市场，从而将整个金融体系拖入危机。其所引起的恐慌情绪蔓延到银行间拆借与信贷等市场，冻结了流动性，并面临储户挤兑的风险。因此，欧美各国必须以注资的方式拯救银行，并向储户和拆借、票据等市场提供政府担保，防止金融体系崩溃以及实体经济受紧缩的影响而恶化。但这仅能稳定市场，注入流动性并不能最终流入大众的口袋来抹平债务黑洞，因此，在后泡沫时期，“直升机撒钱”也无法改变经济萧条。

　　
中国并不存在信用冻结，实际上，不久前还在为流动性过剩紧缩货币供给。中国当前的问题是实体经济面临压力，即产能过剩与资产价格过高，表现为出口部门的恶化以及住房价格的下滑，可能引发金融系统风险，是与欧美相反的危机演化过程。

　　
产能过剩意味着市场缺乏投资获利的机会，即使将利率降低到接近0，也不会有更多有利可图的投资出现，从而陷入“流动性陷阱”。资产价格过高更表明需要谨慎的货币政策引导房价软着陆，而不是通过廉价信贷维持这个泡沫。如果当前信用扩张，货币必然流入资产市场，累积更大泡沫风险。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出口和信贷推动，当全球通缩导致出口部门产能过剩恶化，扩大信贷支持的力度来刺激国内投资成为几乎唯一的选择，这种盲目的惯性将增加“凯恩斯式”刺激方案的力度，从而将中国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目前，全球希望中国扩大内需延缓世界经济的衰退，但中国必须慎重考虑如何健康地刺激经济增长。

　　
非常有趣的是，如果我们将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外部通缩视为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升值，则会发现他们具有同样的后果，即目前我们所观察的现状：出口恶化以及资产价格下滑。因此，中国遭遇的是典型的“转型困境”而非单纯经济衰退，扩大内需必须以“转型”对待。

　　
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日本转型的失败。当年同样以出口为导向的日本在日元大幅升值后，出现出口萎缩及产能过剩，大量中小出口企业倒闭。为了响应市场救市的呼吁以及赢得选民支持，日本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内需，希望完成从“出口依赖”向“内部拉动”的转型。但是，由于大量产能过剩，而且早已经步入发达国家行列，日本国内的投资机会与消费潜力非常小。政府的基础建设与信用扩张，导致货币涌入地产市场与资本市场，从而酿成泡沫。当泡沫破裂后，银行出现天文数字般的坏账，政府利用财政援助银行做法再加上此前的财政扩张，累积了惊人的财政赤字，从而呈现出产能过剩、银行坏账以及财政赤字的三重危机，直到今天，日本经济仍然没有恢复。

　　
中国经济现状与日元升值后所呈现的类似，如何扩大内需完成转型必须吸取日本教训，尤其不能同时实施财政与货币的扩张。首先必须清楚的是，政府万不可利用财政或货币政策继续支持那些本应该淘汰的产能，因为这会导致资本继续维护那些低效率的生产，就如日本那些得到救助的夕阳产业消耗大量货币资源，并阻碍了产业升级。其次，防止信用扩张制造资产泡沫，从而为银行安全埋下巨大的隐患；其三，扩大财政支出的同时，要警惕地方政府借此继续获得廉价信贷，来延续过去几年经济过热期间留下的形象工程或楼宇，目前地方政府已经积累了大量隐性债务，如果在财政收入减少的情况下，继续举债建设无疑成为黑洞。因此，中国必须遵守谨慎的货币政策，采取可控的财政刺激政策。

　　
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道理，任何试图避免痛苦的转型都将注定失败，并酝酿更大的危机，远如日本，近如美国的金融危机，美联储为了避免互联网泡沫带来的衰退而采取信用扩张的政策，酿成了今天全面的衰退。中国必须敢于迎接阵痛，与日本相比，中国的转型有巨大的空间。彼时日本消费潜力不足，中国当前则是消费能力不足，若推进分配改革，增加大众收入可帮助消化过剩产能，并为企业的创新升级提供缓冲的时间和空间。中国政府还可以放开过多的管制，尤其是服务业与文化产业等领域，关键是，政府是否有勇气推进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