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机制，不仅是保护人权的需要，也是国家应尽的责任

   
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检察院检察长孙谦3月初来北京开人代会时，携带了一份材料——“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的议案”。“这个议案我准备了近两年时间。”一见面，他就对《财经》记者说。
   
孙谦曾任最高检副检察长。2004年7月，江西省检察院原检察长丁鑫发因为腐败问题“落马”，孙谦被“空降”到江西，由此也对基层一些案例有了更切身的接触。
   
“我在江西遇到过很多案子。”孙谦告诉记者，他在调查中发现，许多刑事犯罪的被害人由于突遭无妄之灾，生活陷入困境。他估算全国这样的家庭每年大概有两万个，但是国家目前还没有相应的制度为他们提供保障。
   
孙谦告诉《财经》记者，近十几年来，中国刑事改革越来越注意保障人权，强调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却没有同步重视被害者的权利。据他统计，从2004年到2006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受理的不服法院生效刑事裁判的申诉案件中，被害人申诉的比例在30％以上，2006年这个比例达到了37.38％。被害人经济状况因刑事犯罪行为恶化，往往是他们申诉的深层原因。
   
另据广东省一家中级法院初步统计，大约有80％的被害人无法实际获得赔偿。
   
如果受害人权利得不到尊重，他们的愤怒很可能会转化为一种情绪，即宁愿冒死去报仇杀人。这实际上就回到原始社会的“血亲复仇”，“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因此，国家建立对受害人补偿机制，既可以起到一定安抚作用，也有助于受害人接受对犯罪人实行轻刑化，这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这正是我提出这份议案的根本原因。”孙谦说。
   
据《财经》记者了解，本次全国人代会上，很多代表不约而同提出了和孙谦类似的建议或议案。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社科院党委书记尹继佐提出建立“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的构想；同样来自检察系统的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方工，在他递交的议案中呼吁“应尽快出台对刑事案件受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
    
国家负有救济责任
　　
中国《刑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是中国刑事被害人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要法律依据。
　　
但在实践中，犯罪人的赔偿能力是有限的，很多犯罪人根本没有赔偿能力。比如近年来轰动全国的马家爵案、邱兴华案等，犯罪人一贫如洗，根本无力提供任何赔偿。
　　
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刑庭法官麻学军，是曾经震惊全国的“王府井劫车撞人案”的承办法官。回忆起这个案子，他充满了无奈。2005年9月11日，当年31岁的河南来京务工人员艾绪强劫夺一辆出租汽车，杀死司机后驶入王府井步行街，冲撞多名行人，导致二人死亡，六人受伤。在庭审中，艾供认杀人动机是“报复社会”。
　　
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死难者家属以及受伤者提出了附带民事诉讼。2006年5月30日，北京市二中院以“抢劫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艾绪强死刑，并判决赔偿死者家属和伤者经济损失共102万余元。
　　
“赔偿其实没办法执行。”麻学军告诉《财经》记者，艾绪强根本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该案结案已近一年，案件受害人及其家庭几乎没有获得任何赔偿。麻学军清楚地记得，案件宣判的时候，有两位死者的家属曾提出，将艾的器官拍卖以获取赔偿金，“不能让他就这样一走了之”，但这在法律上是行不通的。
　　
在现实生活中，更有很多刑事案件被害人连求偿对象都找不到。中国法律年鉴显示，中国刑事案件的破案率还不到50％，这意味着，大量刑事案件中加害人无法找到；同时，还有一些刑事案件由于证据问题等原因无法起诉或者判决，受害人也因此无法提出赔偿请求。
　　
因此，对那些刑事犯罪被害人，当他们无法从加害人那里获得赔偿或从其他途径获得救济、经济上处于严重困难的时候，国家应实行一定经济救助。
　　
为什么要把犯罪人的赔偿责任变成国家补偿义务？中国人民大学张志铭教授告诉《财经》记者：“这是国家的责任。”任何一个人在受到犯罪侵害而生活无着的时候，国家都有义务给与救济，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体现的就是国家的“救济责任”。
   
清华大学教授周光权则指出，国家应该有各种管理机制，确保民众在安全的社会环境中生活。一个刑事案件的发生，同一定的制度及社会环境是有关系的，国家不能把这种责任完全推给个人。
   
当然，国家承担起补偿责任，并不意味着就此消解犯罪人的赔偿义务。武汉大学刑法教授马克昌指出，这个制度并不是把责任完全推给国家，由国家来替犯罪人买单。国家进行补偿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受害人应该得到赔偿，而犯罪人没有能力赔偿。
   
孙谦在议案中也明确建议，国家支付刑事被害人补偿金后，在补偿金额范围内，对犯罪人或者其他应负赔偿责任的人享有代位追偿权。这样有利于避免申请人双重收益，也利于防止犯罪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在西方，早已存在这样的制度。1963年10月25日，新西兰率先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刑事被害补偿法》。此后，英国、法国、德国等十几个国家都通过立法建立了这项制度。在亚洲，日本、韩国、菲律宾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都有这方面的立法。联合国1985年通过的《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亦有类似规定。
   
目前，国际上比较通行的做法是设立一个救助被害人公共基金，通过政府预算拨款、慈善募捐，以及将服刑人员服刑期间的劳动收入统一纳入来募集资金。
    
迫切需要统一立法
   
今年2月，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发生了一起特大火灾，造成17人死亡、6人受伤。消防、刑侦专家现场鉴定，这起火灾系人为纵火。当地警方悬赏30万元向社会征集破案线索，但案件侦破目前仍无突破。在这起纵火案中，死亡者基本都是外来务工人员，他们的家属生活没有着落，面临绝境。
   
为此，台州市政府启动了救助程序，从黄岩区的司法救助专项资金中，给每位死亡者家属拨款5万元，以解他们生活的燃眉之急。有了这笔钱的救助，黄岩火灾中的死亡者家属能够从失去亲人的悲痛中得到一些抚慰。
   
这次救助，实际上来源于台州市自2006年开始推行的司法救助制度试点工作。当地政府通过设立、筹措专项救助资金，帮助那些因案件未破，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缺乏经济赔偿能力而生活严重困难的受害人及其家庭。
   
这一司法救助制度推行以来，台州市区两级政府筹措了近千万资金，用来保障这项专项司法救助。其中政府行政拨款占50％左右，其余部分由单位、社会集资。据台州市财政局统计，从2006年11月开始，市一级已经发放33.5万元司法救济款项。
   
“这些钱很多是救命的。”台州市政法委执法监督处处长费敏辉告诉《财经》记者，有一四川籍女工在台州一家宾馆被推坠楼重伤，但是无法查获谁是施害者。台州市司法救助办公室为此给她3万元救助资金，使她的医治得以继续。
   
据《财经》记者了解，目前中国很多地方法院和地方政府，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对刑事案件被害人的救助进行探索和实践。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法院在2004年2月就在全国最早实施被害人救助制度；2004年年底，青岛市中院也开始实施刑事受害人救济金制度；湖北省高级法院从2006年起设立了“司法救助基金”。
   
2006年全年，湖北高院争取财政资金200万元，首批救助100余人。其中有这样一个案例：患有间歇性精神病的丈夫刺瞎妻子的眼睛，因执行不了赔偿款，被害人多次赴省进京上访。湖北省高院领导为此批示，从省高院、地方中院和基层三级法院掏钱救助被害人5.6万元。
   
今年3月13日，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在向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的工作报告中介绍，目前，全国已经有十个高级法院开展了刑事被害人救助试点工作，2006年共为378名刑事案件被害人及其亲属发放救助金780余万元，使被害人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肖扬表示，法院系统将继续探索刑事案件被害人救助办法，以保护被害人及其亲属的合法权益。
   
“现在的问题在于缺乏统一立法。”孙谦告诉《财经》记者，由于中国对刑事被害人补偿缺乏统一立法，对一些比较重大特殊的案件，尽管地方政府主动实行了补偿，有的补偿数额还很大，但都属于“特事特办”，存在很大的随意性，缺乏常态性、规范性和公平性；结果是“不闹不补偿，一闹就补偿”，“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如果缺乏严格的程序和制度约束，在补偿问题上将会造成新的不公平。张志铭教授也认为，一些地方设立这项制度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上访问题，有的地方甚至以补偿作为当事人不上访的条件。他认为，对于国家补偿不应该设立这些条件。
   
目前，在全国实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试点地区，其效果往往取决于地方的经济发展程度。
   
如山东淄博中级法院，尽管在全国最早试点，但由于地区经济相对不发达，财政资金缺乏，惠及面一直有限。为此，孙谦在议案中专门附上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草案）》建议稿。起草人除了孙谦，还包括许多刑法和犯罪学专家，其中有中国犯罪学研究会会长王牧教授。建议稿对补偿的种类和范围、补偿方式、标准以及程序作了相应的设计。
   
孙谦告诉《财经》记者，建议稿的制度设计在将来国家立法中只是起到一个参考作用，具体条文的制定都要进一步研究。但关键是，立法应当启动，国家需要建立统一的法律来实现公平。“如果忽视对被害人的救济和保护，这将是对被害人的再一次伤害。”孙谦如是说。■

近年重大刑事案件赔偿简况

张君案
   
2001年4月21日，张君系列抢劫杀人案分别在重庆市、湖南省常德市一审宣判。张君等14名罪犯被依法判处死刑。50多位受害人家属曾对张君犯罪集团提出附带民事赔偿诉讼。但经查，被捕时张君的财产仅2300元。无奈之下，受害者家属放弃了赔偿要求。
   
案情回放： 1991年6月至2000年9月，张君单独或组织、指挥李泽军等人，在重庆等地持枪持械抢劫、故意杀人、抢劫枪支弹药22次，致28人死亡，5人重伤，15人轻伤，2人轻微伤。

黄勇案
   
2003年12月9日，河南省“1112”特大系列杀人案在平舆县公开审判，驻马店市中级法院当庭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黄勇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鉴于黄勇的经济情况，判决前半个小时，17名被害学生家长放弃了对黄勇的42.6万元的民事赔偿请求，只要求法院严惩凶手。
   
案情回放：2001年9月至2003年11月，黄勇先后从网吧、游戏厅、录像厅等场所，以资助上学、外出旅游和介绍工作为诱饵，将受害人骗到他的住处杀死。法院查明，黄勇共杀害无辜青少年17人，轻伤1人。

马加爵案
   
2004年6月17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马加爵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审期间，四位被害人的亲属共同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诉讼，要求81万元的民事赔偿。一审判决马加爵应给予每家2万元的赔偿，但基于马加爵的实际情况，受害者家属最终放弃获得赔偿。
   
案情回放：2004年2月13日至15日，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用铁锤将四名同宿舍同学逐一杀害。

艾绪强案
   
2006年5月30日，北京市二中院以抢劫罪、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艾绪强死刑，并赔偿死者家属和伤者经济损失共102万余元。但艾绪强身无分文。两位死者家属当庭提出希望能获得国家赔偿，法官对此解释，犯罪行为人罪责自负，国家不能为艾绪强的个人行为承担赔偿责任。
   
案情回放：2005年9月11日，艾绪强骗乘一辆出租汽车，将司机杀害，然后将出租车驶入王府井步行街，冲撞多名行人，导致两名路人死亡，六名路人受伤。
　　
邱兴华案
　　
2006年12月28日，陕西省高级法院刑事审判庭宣布维持原判，判处邱兴华死刑，但免去邱兴华民事赔偿责任。起初，曾有八名受害人家属提请民事赔偿，在法院讲明邱兴华的经济状况后，五名受害人家属撤回民事诉讼。
　　
案情回放：2006年7月14日深夜，陕西汉阴村民邱兴华杀死十人，后在逃亡期间又杀死一人，重伤二人。

王思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