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加速器：金融制度的自我修正能力——专访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系洪永淼教授
大地震发生了，哀悼日结束了。
对于地震之后的救灾、防疫和哀悼，绝大多数人都是态度一致，但在经济问题上，人们一如既往地意见不一。有人认为目前需要终结紧缩的货币政策来支援灾区的重建，有人认为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有人认为可以用通胀的代价来帮助灾区人民克服经济上的困难，有人则认为中国经济并未过热。无论如何，对中国经济在长期转型与短期调整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学者们和分析师仍然是莫衷一是。
不过现在国际油价早已跃上了130美元的台阶，而且力拓公司表示，鉴于中国的强劲需求，铜价未来依然看好。中国经济必须转型，但怎么转呢？喊了多年的转型，结果是能耗越来越高，污染越来越重。与其纠缠于那些短期的预测式分析，不如还是讨论一下中国经济的一些基本问题，虽然有点老调重弹。
为此，本报近日专访了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系的洪永淼教授，请他来谈谈中国经济转型的问题。
洪永淼
现任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院长。
1985年获厦门大学物理系物理学学士学位；1988年获厦门大学经济学系经济学硕士学位；1988-1993年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经济学系，师从克莱夫·格兰杰(Clive Granger)爵士(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赫柏特·怀特(Halbert White)教授，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领域为：计量经济学理论、时间序列分析及应用、金融计量经济学、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实证研究等。
无法复制美国的生活方式
《21世纪》：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8级特大地震，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灾后重建迫在眉捷，2008年以来，中国通胀的形势比较严峻，4月份CPI同比增长8.5%。灾区的重建需要大量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可能会使中国通胀问题雪上加霜。因此有人提出应在控制通胀的前提下重建灾区，控制中国的外需增长，降低贸易顺差。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外贸呈现非常高速的增长，伴随而来的是，贸易顺差保持加速度增长，尤其2005年以后，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造就了今日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那么您觉得为什么中国加入WTO之后，外贸会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呢？
洪永淼：我觉得原因比较复杂，但有一点需要注意，中国入世之后，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在减少。中国加入WTO意味着融入了世界经济。用个比喻可能更容易理解，WTO好比一个正规的百货大楼，没加入的国家就是大楼外的小商小贩，也能做买卖，但可能被赶来赶去。入世就相当于你拥有在WTO大楼里做生意的执照，这样人家也不会赶你了。
不过，对于后来出现的这么高的外贸增速，我觉得欧美国家可能估计不足，所以这些地区在2005年之后对中国生产的纺织品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其实我们可以仔细思考，中国是2001年入世的，为什么纺织品2005年配额才解除？这也是中国当初做的让步。但如果已签协议，那就不应该改。欧美这些国家总说中国不是法治国家，借口中国的法律和协议经常朝令夕改，但为什么这些地区看到中国纺织品出口势头很迅猛，就可以马上修改规则呢？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应该向美国人学习，我们觉得他们做的不对的地方，就应该给他们指出来，而不是退让。
《21世纪》：您刚才说欧美国家并没有预料到中国入世之后强劲的外贸增长，难道这方面当时没有什么研究吗？
洪永淼：当时国外专门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很少，在这点上我觉得很多学者，特别是国外的学者，他们很可能低估了中国的生产能力。现在看来，中国的生产能力是非常惊人。只要大家看到一个商品有利可图，就会一窝蜂地马上都进行生产，DVD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想中国的这个生产能力还是其市场经济运作的一种自然表现，从这点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相当灵活的。
《21世纪》：今日中国强大的制造业生产能力，已是全球公认，但另外一方面，中国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也在快速增长，例如铁矿石和原油。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和印度等国对资源的需求推动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现在新兴市场国家希望发展经济，人们希望改善生活，这无可厚非，但假如大家都以美国那种高消耗的模式为目标，那么这个地球的资源可能根本不够，这里就形成了一个尖锐的矛盾，您对此怎么看？
洪永淼：是的，未来中国不可能去过美国或者欧洲的那种生活方式。假如要实现那样的生活方式，一个家庭需要一到两部车，住的是别墅，用电量和用油量都很高，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不但在中国完全不可能，而且世界上很多国家都不可能去过这种生活。
美国的发展比较早，而且人少地多，有很多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美国人有条件去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但中国已经不能这么选择了。比如说现在全球变暖问题很严重，假如工业化继续这么发展下去，那么人类未来的生存会有很大的危机。所以从经济限制上讲，中国以后很可能无法实现美国的生活方式，甚至以后连美国都要改变自己的那种生活方式。
《21世纪》：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对美国将产生很大冲击。那么您觉得这对于近代以美国为中心的思想是不是也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呢？
洪永淼：有影响的，我接触到的一些美国人就对此怀有恐惧心理。他们不会立刻表现出这种情绪，但在美国你常常会看到一些书提到中美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些书并不是简单的谈及台湾问题，我觉得更重要的可能还是中国几十年来的高速经济发展，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众所周知，中国这三十年的GDP增长率大概是10%左右， 这就是美国重视我们的原因之一。
提高内需的前提是健全社保
《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确很快，但效率是个问题。比如你看美国最近的经济增长是很差，都不到1%，但美国人的储蓄率很低，过去甚至是负数，中国虽然每年经济增长10%左右，但中国的储蓄率是40%左右。从这点上来说，中国的经济效率不能算高。
洪永淼：这跟中国经济制度的效率有关。中国不断将自己巨额的储蓄转化为投资，但投资效率有多高呢？如果去看统计数据的话就会发现，中国的增长很多是投资拉动的，而且其中很多是政府投资。那政府投资到哪里呢？记得1999年之前，我每次回到厦门，都会觉得厦门建设的比较漂亮，但现在去全国各地，我觉得比厦门漂亮的地方有很多。我想这就是那些投资的去处。过去十年，中国通过发国债等方式大量地投资于道路和公共设施等，这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提供一种支撑。例如，现在中国的高速公路总里程数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发达的高速公路网络把这么大的一个市场联系在一起，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投入的这些钱，短期内可以拉动经济增长，长期来看也会对资本有一个保值增值的作用。
所以我认为储蓄率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部分原因，但并不是储蓄率越高，经济增长就越快，甚至还可以反过来看，就是如果中国的储蓄率可以适当降低，那这可能还会促进经济的增长。因为大家把赚到的钱没有拿去消费，而是存入了银行，这样中国的内需相对于投资来说还是比较疲软的，这对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不利。但内需不能硬性提高，储蓄率高的背后是社保的缺失，老百姓不敢消费，要存钱以备不测。所以国家首先需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让每一个孩子都有机会受教育，享有基本的医疗和养老保障。如果能把这些后顾之忧都解决，那么我相信中国消费的能力和意愿会迅速增长。
我们经常说，美国是这一代在花下一代的钱，是借钱去花，但为什么美国人敢于这么做呢？因为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对比较完善，个人往往看的是自己一辈子的收入，而非一时一地的，所以他有信心将目前的收入花掉。从这点来说，美国人对他们的社保体系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对美国的经济恢复乐观
《21世纪》：您提到美国借债的经济发展模式，但2007年次级债危机爆发之后，似乎有些学者就认为这其实是美国人过度借债消费造成的恶果。结果现在美联储为了救市不得不大规模降息，不得不让美元贬值，这似乎正在降低美国的全球经济地位，金融炒家索罗斯甚至认为这是美国经济霸权衰落的表现之一，美国经济以后在全球的地位会日益下滑，您对此怎么看？
洪永淼：克林顿在其两任总统任期结束时很自豪，因为他把美国的财政赤字变成盈余。但小布什上台后没几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又是日益升高。当然，小布什发动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这需要大量的资金，所以只好借钱，而且现在还在继续借钱。目前每个美国家庭都要为此而承担数万美元的债务，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过去美国打越战，拖很久，美国经济也受到很大的影响，结果到1970年代，原来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就变成浮动汇率制度。
也许你也会问，现在的这两场战争是否会将美国经济重新拖入泥潭？我想这两场战争还不足以对美国的经济地位造成严重的冲击，但有一点很明显，就是中国、印度、欧盟的发展。这样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肯定会慢慢下降。在这种情形下，美元的中心地位肯定会受到影响。比如中国2005年汇改之后，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虽然在决定人民币汇率的货币篮中，美元仍然具有很高的权重，但现在中国也有很多学者在讨论是否要降低美元权重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说，以后人民币不要那么紧盯美元，我想这样的话美元的中心地位肯定要受到削弱。
《21世纪》：那您对次级债危机本身是怎么看的呢？
洪永淼：现在讲到次级债危机，很多人都是谈虎变色，但我想谈一点其他的想法。现代金融学有一个模型叫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Black-Scholes)，这个模型是关于期权定价的理论，也是美国乃至世界整个金融衍生产品行业的基础。金融衍生产品是金融风险管理中极其重要的工具。现在这个行业已经发展得很庞大了，而且越来越重要，这是美国市场经济机制能够稳健运行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经常说应该如何去促进经济增长，但主要谈的是投资、消费和出口，就是凯恩斯的理论。其实整个金融体制创新和完善也是经济增长的加速器，因为当融资成本降低的时候，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都会有所增长。为什么次贷在美国受欢迎？因为很多信用度不高的人可以借此有机会拥有自己的住房。但后来整个金融委托代理的链条发展得太长，最终导致中间商，特别是其中从事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那些人，只顾着自己赚钱，而忽视风险的存在，最终积累成系统性风险。反过来说，这也说明之前对这些方面的金融监管没有到位，金融监管需要改革。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美国式的金融经济，其实我觉得美国的金融经济体制是相当健全的，而且自我完善的能力相当大。你看1987年美国股灾，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的金融体系很快就恢复过来，所以我对美国这方面的未来还是相对乐观的。
经济转型的关键是政府
《21世纪》：您刚才说的话中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造就美国今天庞大的金融工程业，但这个模型本质上是一种思想，也就是说由此推动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来自于制度创新，无非是金融制度创新而已。似乎这还是回到了道格拉斯·诺斯所说的制度变革推动经济增长的道路上去了，不知道您自己怎么看？
洪永淼：你讲的非常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很多人出国留学，但你可以看到公派留学的重点还是理工科，对人文社会科学资助的比较少。但在我看来，虽然中国仍然缺乏高新技术，但更缺的是人文和社会科学，这里面也包括金融方面的创新。
2003年SARS爆发的时候，海关人员会测量出入境人员的体温，中国的做法是测量每个人的体温，但美国只测量一部分人，为什么？因为美国实行的是一种宏观的概率型管理。概率型管理不可能去监测每个人的活动，但它的成本明显低，而且效果不一定比那种追踪到每个人的方式差。中国现在讲自主创新，其实主要是在讲技术创新，我觉得现实意义上的创新应该先强调管理方面的创新，例如政府管理模式和管理思想。
这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强调解放思想，其实先要解放的正是过去一些落后的政府管理思想，比如高额的政府投资。政府投资很大的时候，可以对经济有促进作用，但这也把一些消费和民间的投资挤压掉了，这就是挤压效应。我们天天喊经济转型，但经济结构为什么改不过来？就是因为政府的思想和行为还没有改过来。如果政府真的能在这些方面有创新的话，那我相信未来中国经济的效率一定会获得很大的提高。
《21世纪》：出口似乎也有类似的现象发生，我们说要走向内需已经很多年了，但出口却一年比一年多。
洪永淼：不管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还是一个企业，你要求它走向内需，但为什么它的出口还这么多？它愿意出口，肯定是因为出口有利可图。所以经济要走向内需，政府不能只空喊口号，一定要提供一种激励机制才行。比如现在很多人在谈环保，但我到闽西去，发现当地的水泥厂造成的污染特别严重，但却没人管。为什么？我想，肯定是当地官员没有激励机制去限制这些企业的污染行为，也许是因为那些企业主跟当地政府的关系不错，也许是因为这些水泥厂可以给当地政府增加税收，或者什么其他的原因，所以政府就不管他们的那些环境污染。
要减少污染，水泥厂就要花钱安装一些排污设备，这会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假如直接排放废水废气，那么成本则会主要由当地居民来承担，对当地居民来说这是一种典型的外部性。所以假如不建立相关的制度、法规和经济激励机制，比如征收污染税、强制那些超标排放企业停业整顿等等，那么想要这些企业主动减少污染排放是相当困难的。
《21世纪》：也就是说企业的这种行为本身是理性的。
洪永淼：从微观的层面来看，这些行为都是理性的，但在宏观层面则不是。关键是政府怎么从政策法律的层面去引导，甚至包括投入一些必要的资金来激励企业改变行为方式。比如要让企业采用一种新技术，政府可以给予担保，或者至少给一些补贴，这样可以降低企业在施行新技术时的风险。我想现在中国经济需要转型已经成为了大家的共识，但如何去做还没有很清晰的想法。
《21世纪》：在出口问题上，现在有一种思路是通过人民币升值来淘汰那些比较落后的出口企业，从而推动产业升级，但出口企业也会说，假如人民币升值，出口企业将承担主要的成本，那凭什么我要做出牺牲呢？我做牺牲谁来补偿我呢？
洪永淼：其实汇率方面的问题早就应该考虑。人民币汇率如果还继续这样维持下去的话，更多的资源会集中到出口企业上去，中国“世界工厂”的名声不就是这么建立的吗？这些投资本来可以投在跟内需有关的领域，但现在都投到出口领域，这本身跟宏观政策是相关的。现在的汇率问题已经演变成一个利益再分配的问题，人民币升值确实会对一些出口的既得利益集团造成冲击，国家可能也会有所顾虑。但对于决策者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考虑整体利益，假如升值的整体利益远大于出口企业的损失，那么人民币还是应该升值的。
同时，我们在制定一个宏观政策的时候，还应该出台一些相应的配套措施，尽量使得这种转型可以平稳些。比如现在人民币汇率偏低，有升值压力，那就应该让它去升值，假如纺织企业因此而在东部生存不下去了，那它们可以迁往安徽，甚至迁到贵州去，政府在这方面可以考虑提供一些资助。如果这样的话，企业也有动力迁过去。
在开放中提升效率
《21世纪》：您刚才谈到政府转型和汇率等问题，其实说到底还是中国现代化的问题。这既是在说物质上的现代化，也是说制度和精神层面上的现代化。今年恰好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在这三十年取得的巨大进步，引起全球的注意。那么在您眼里，中国现在处于一种什么发展状态中呢？
洪永淼：1978年的时候，中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世界上可能找不到另外一个国家有中国这么长时间的持续高速发展，虽然目前通胀比较明显，但中国经济发展势头还相当不错。
但同时也积累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我分三个方面来谈。第一，贫富差距快速扩大。贫富差距过大往往会导致各种社会问题，而且也不一定有利于经济增长。
第二，环境问题非常严重，人和自然的关系恶化到难似忍受的地步。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闽西的那些水泥厂，我们在当地看到，哪个地方有水泥厂，附近的山水就都变成了水泥色。我想这样的增长模式是绝对不可能持续下去的。
第三，中国对世界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在某种程度上给中国的对外关系带来新的挑战。为什么日本在中国刚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对我们比较友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日本是一个施恩者的态度，觉得中国太落后了，对中国进行援助可以使其得到一种心理满足。现在中国快速发展了三十年，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大增，日本经济则是停滞不前，于是日本开始越来越不舒服，害怕中国消耗太多的资源，而美国也有这种考虑。其实只要中国的人均能耗达到美国的四分之一或者一半，估计世界就受不了了，所以中国人不能追求美国式的生活方式，美国人也要改变现在自己的生活方式，两方都要改变。但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一些紧张和摩擦，这时候中国就需要考虑怎么去处理跟其他国家的关系了，不但是政治上、外交上，还包括经济上。
《21世纪》：您提到中国大进大出的发展模式。应该说，中国从这个模式中获得不少收益，假如没有对外开放，中国经济是很难有这样的成绩的。但现在中国进口这么多的原材料，进行加工之后再出口，赚一点辛苦钱。人民币币值这么低，我们自己的山川河流都被污染了，最后很便宜地将商品卖给美国人，换回的美元再去买美国的债券，借钱给美国人消费。美国人得了好处还要批评人民币汇率，搞贸易保护主义，中国这么做似乎效率也太低了。
洪永淼：没错，中国这样购买美国债券长期来看恐怕不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现在中国购买美国债券，美国的金融公司又拿着这些钱来投资中国，购买中国回报率更高的资产，这变成一个循环。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上，美国都是在赚中国的钱。
但我们反过来想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估计原因比较复杂，但我个人认为，部分原因也在于美国的一些技术和管理方法比我们先进，比如在金融业，中国的商业银行为什么开放给外国人收购？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是希望引入外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在付出这些代价的同时，中国人其实也学到一些东西。也许你对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效果有怀疑，但目前已有很多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证实，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有巨大的贡献，所以这方面也不能一概而论，当然，具体的方式方法我们还可以继续探讨。
《21世纪》：那外资会不会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呢？
洪永淼：首先，你要让外面的钱和人进来，他就一定要赚你的钱，这是永远避免不了的。中美现在这样的经济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但这个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等到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相信目前的状况就会发生改变。
至于外资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问题，我个人觉得，中国这么大，经济总量也在快速增长。在这种条件下，某个国家、某个集团或金融寡头，想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几率应该不会很大。
《21世纪》：话说回来，中国现实的确被外资赚了很多钱走，但从这三十年的历史来看，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是做的不错的。例如制造业，虽然中国的利润很低，但当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时候，其他国家想进入这个领域就有一定的困难。
洪永淼：没错，因为后来者总是或多或少会吃点亏的。现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哪一天跟美国或者德国可以平起平坐了，那时候的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就大了。但假如这一进程中断，甚至哪天被印度超过，估计到那时中国的话语权就不会很大。其实国家之间的竞争，终归还是国家实力的竞争，而各国行事的准则，大多也还是其国家利益。中国还是需要对自己未来的战略有一个清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