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年年全国两会上，流动人口的户籍、教育、社保等民生话题总会成为议论的焦点。这几年来，国家也的确投入大量资金解决这些问题，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可我们也要看到，针对“流动人口”的户籍、教育、社保等问题，加大财政投入固然重要，但治本之策则是彻底改革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的封闭型政策，让公共政策赶上 “流动人口”的步伐，真正实现以人为本。

以户籍改革为例，改革以来，除了1998年放开小城镇户籍，十多年来一直无任何实质性进展。尤其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获得一个户籍甚至比获得外国国籍还难。很多人把它归结为地区和城市差距导致的住房、医疗、教育保障差别等方面的原因。事实不然，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流动，都是因为机会成本和各种差别的存在而产生，我国在这方面并没有任何“特色”和托辞可言。此外，绝大多数流动人口的“三险一金”，早已经和户籍脱钩，主要的缴费责任也在企业和个人；退休后的社会保障也和个人的缴费年限和金额挂钩，地方政府并没有多少额外的负担。

户籍改革原地踏步的根源，在于“非一刀切”的区别对待政策，给了大城市以自定准入指标的特权。这样，凡是“理性”的城市决策者，都会采取“经济（纳税和创造财富）上吸纳，社会（权利）上排斥”的政策对待外来人口，不仅可以无偿占有外来人口的大量税收，而且可以对外来人口收取巨额捐资助学等费用，还可以防止外来人口子女分享和争夺高考名额分配的特权。

全国社保统一账户的问题亦如是。每年春节前，各地都会有大量农民工退保。因为养老保险属于“地方粮票”，无法在全国“通存通兑”，而农民工退保时，退的只是“个人账户”的钱，企业缴纳的“社会统筹”部分则被当地截留了。教育经费的统筹主要也是以地方政府为主。这一切，导致户籍、社保、教育保障等都呈现出“地方割据”的典型特征，与人口全国范围内频繁流动的现实要求差距实在太大。

一国之内皆公民，与人口流动相关的政策必须有全国性的视野。中央政府宜在户籍、社保、教育和高考等方面许以全国人民一张“全国性粮票”，以取代以往的“地方粮票”。比如，高考录取名额按考生比例分配，就不会对现有的大城市名额特权构成过大冲击，从而顺利实施全国统一的依一定条件在常住地入户政策；在社会保障和教育保障上，在强调“在哪里纳税就在哪里享受服务”的同时，也宜加大中央统筹力度。从孩子出生起，就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终身不变的社保卡，中央财政承担一个基础的保障，其余部分由其常住地的政府、企业和个人统筹；教育保障方面亦然，增加中央政府统筹义务教育经费的权重，这部分拨款，随着孩子的流动而流动。这样做既能调动流入地学校接纳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的积极性，又能减轻流入地政府的负担。

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51304.03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收入占了55.73%。在此情况下，多挤出一些钱来支持社保和教育保障，应该是可以的。2007年，中央财政用于教育支出1076.35亿元，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303.16亿元。同时，中央财政对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的财力性转移支付达到7092.9亿元。转移支付虽然有效促进了地区间财力均衡分配，但其缺陷就是转移过程中支付的行政成本过高，大部分无法直接落到个人头上。新增财收挤出一部分，转移支付挤出一部分，用于加大全国性的教育和社会保障，其“授人以渔”比转移支付的“授人以鱼”、投资于人比投资于“事”的效能一定会大许多。开放的社会需要开放的政策相适应，它考验着中央政府统揽和调度全局的决心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