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和选择哪一种增长模式，已经成为一个举国关心的重大问题。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提出“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的口号，此后，200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提出“走中国特色的节约型发展道路”的要求。但在“十五”计划前几年更有影响的、实际上起作用的却是另外一种提法和做法，就是认为中国经济整体上已经进入了重工业化发展阶段，它为投资增长开辟了巨大空间。许多地方集中物力和财力兴建汽车、钢铁、电解铝等大型项目，企图用重化工业的超常发展带动经济增长。现在我们很快就要进入“十一五”时期。在这个时候，把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问题研究清楚是很有必要的。

我国工业化走过的曲折道路和增长模式存在的问题

反映早期经济增长模式的工业化思想在中国影响深远。把民贫国弱的农业变为民富国强的工业国，早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就是先觉的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梁启超在1897年写道，中国“他日必以工立国者也”。康有为在1898年上书光绪皇帝，要求把中国“定为工国”。由于时代的限制，他们所谓的“工业化”，只是指先行工业化国家在早期发展阶段所从事的狭义工业化，即从“农业国”转变到“工业国”。

在西方各国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后，虽然我国有些学者在讨论工业化问题时眼界不再局限于工业的发展，比如说，开始涉足于工业化过程中农业的作用，但是直到20世纪中期，我国发展经济学家对工业化的认识大体上仍旧局限在狭义工业化的范围之内。

1949年以后，受到苏联的强大影响，对工业化的有关认识更是长时期地影响着我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例如，直到最近的工业化讨论中，还是有一些论者认为“工业化”应作这样的界定：“工业化即以机器化大生产代替手工劳动，是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不断发展与提升的过程。其主要表现是：工农业产值中工业的比重以及工业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不断上升，同时农业产值的比重以及农业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的过程。如果一个国家工业部门的产值和就业人口的比率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地位，则被认为是实现了工业化。”

从政治路线的层面说，中国共产党在1945年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样表述取得政权以后的经济目标：“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把实现社会义工业化，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发达的先进的工业国”规定为党和国家的基本任务。以后，也一直坚持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工业化的定义，认为工业化意味着“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一、改革开放前的增长模式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开始以后，中国全面接受了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作为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毛泽东主席亲自阅改的纲领性文件《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指出：在革命胜利后，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使我国由工业不发达的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发达的先进的工业国”；“这就需要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使我国有强大的重工业可以自己制造各种必要的工业装备，使现代工业能够完全领导整个国民经济而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绝对优势，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我国惟一的工业。”

这份《宣传提纲》还根据斯大林的学说强调指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必须是发展重工业”；“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就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

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我国在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苏联帮助我国新建和改建的156项重点工程项目，其中绝大部分是重工业项目；重工业投资占五年工业投资总额的85%，当时预计，采取这样的方针，将可以“大大加快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大约经过十五年（1953－1967年）就可以实现我国的国家工业化，基本上把我国建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家”。

第一个五年计划头几年的执行情况并不能令人满意。我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获得了高速度的发展。然而由于重工业畸形发展和经济结构严重恶化，国民经济处于很不稳定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加快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的方针。但是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反而对钢、煤等重工业的产量提出了奇高的增长指标，造成了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经济情况严重恶化以及巨大的财富乃至生命损失。然而，即使造成了这样的灾祸，传统的工业化战略始终没有得到纠正。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农业、农村和农民受到严重损害，服务业十分落后的状况，以及高指标、高投入、高增长、低效率的增长模式也一直没有改变。

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模式的改善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拨乱反正”过程中，朝野上下对过去走过的发展道路进行了反思，认识到沿着这条粗放发展（外增长）的道路，中国将无法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目标。于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1979年做出了用三年时间做好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工作部署，压缩工业基本建设规模，增强农业和提高轻工业的比重。1980年，又正式提出“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经过1979年和1981年的两次调整，经济结构有所改善，经济效率有所提高。

首先，以往长期发展滞后的农业和轻工业得到发展，长期存在的农产品严重短缺、农民极度贫困的问题有了很大缓解；消费类工业品的增长不仅扭转了长期短缺，而且开始出现部分品种的供过于求。其次，服务业在这个时期发展很快，以生活服务为主的服务行业如商业、餐饮业、旅馆业等供给增长很快，以生产服务为主的行业如外贸业、运输业、金融业等也有所增长。因此，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由80年代初期的17%提高到1985年的28.5%。

根据改革开放前期的经验，199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1996－2000年）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规定为“九五”的一项基本工作任务。第十个五年（2001－2005）计划又把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结构升级规定为五年经济发展的“主线”。

可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余年中，消除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的影响，着重于它的结果（“增长方式”）方面，而对于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工业化道路”），特别是作为传统工业化道路基础的思维定式和制度安排，则没有能够彻底的清理。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相适应的制度和政策遗产，仍然广泛存在和继续发生作用。这样，那种依靠高投资、高消耗维持高增长的做法就很容易死灰复燃。

这种传统工业化道路和旧增长模式的遗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虽然从1995年起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已经从只核算物质生产活动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改变为国民经济的生产、流通、消费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核算的国民账户体系（SNA），但是，把GDP的高增长和在“物质生产领域”（“工农业总产值”）上赶超发达国家作为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实现的国家目标和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进行政绩考核的主要标准的传统政府行为方式，仍然起着支配作用。

第二，虽然我国已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仍然发挥得很不够，土地、贷款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各级政府官员手中，或者受党政领导决策的影响。这就使各级政府官员有了运用这种动员和支配资源的权力来实现自己“政绩”目标的可能。

第三，把许多应当由中央政府掌握的事权和财权，例如实现九年义务教育的责任和财源，下放给地方政府的分散财政体系，使各级地方政府都要努力取得更多的收入来弥补日益增大的支出，包括营建“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及修建富丽堂皇的办公大楼的支出。同时，以生产型增值税（VAT）为主、在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之间按75：25的比例分成的税收体制，使目前占财政收入半数的增值税收入与产值挂钩。这也激励各级政府运用手中的权力鼓励和支持投资建设产值大、税收多的加工业和重化工业的大项目。

第四，在传统的增长模式下，国家为了使资源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有利可图，以便实现高速度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的目标，通常把要素价格压得很低。目前这种土地、能源、淡水、资金、劳动、外汇等要素价格严重扭曲的情况依然存在，人为地压低了外延增长的成本，客观上鼓励了那些大量耗费资源而实际效益很差的产业的发展。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由于能源价值不能反映其真实成本和稀缺程度，我国的能源消耗至少增加9%。（见表1）

表1  能源定价反映全部成本之后对国民经济和能源消耗的影响

国家	平均补贴（占参考价的%）	补贴的成本（10亿美元）a	取消补贴的影响
			经济效率的提升（占GDP的%）b	能源消费的降低（%）	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下降（%）
伊朗	80.4	3.6	2.2	48		49
委内瑞拉	57.6	1.1	1.2	25		26
俄罗斯	32.5	6.7a	1.5	18		17
印尼	27.5	0.5a	0.2	7		11
哈萨克斯坦	18.2	0.3	1.0	19		23
印度	14.2	1.5	0.3	7		14
中国	10.9	3.6	0.4	9		13
南非	6.4	0.08	0.1	6		8
总计	21.2	17.2	0.7	13		16

说明：

a：以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的价格与汇率为基础计算。

b：补贴能够提高消费者盈余与厂商的盈余增加的总和，消费者盈余的定义是：消费者对单位商品愿意支付的价格和实际支付的价格之间的差额；厂商盈余的定义是：厂商出售单位商品实际收到的金额与其愿意接收的价格之间的差额。消费者与厂商的盈余增加的总和小于转移支付的数额（补贴额），就意味着补贴政策造成了社会福利的净损失。因此取消补贴将提高经济效率。

第十个五年计划（2001－2005年）提出要以结构调整和结构升级作为主线，这无疑是正确的。从经济学角度看，所谓经济结构优化，无非是指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而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乃是经济效率提高最基本的内容。所以也可以说，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正是增长方式由外延到内涵转变的关键。问题在于资源配置的结构由谁来调整和如何调整。在现代经济中，资源配置不外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另一种是通过政府的行政命令。如同前面所说，在我国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还远未完成的情况下，许多政府官员把“结构调整”理解为在政府主导下优先发展产值大、利税收入高的产业，首先是重化工业。于是，他们便不论本地是否具有发展这类产业的基本条件和比较优势，就运用自己手中的资源配置权力，集中资源发展资本和资源密集的钢铁、汽车、石化等重化工业，很快形成了“重化工业化”的全国性热潮。

三、工业化道路增长模式偏差造成的消极后果

中国在20世纪之交掀起了重化工业的投资热潮。一些经济界人士判定：“我国经济步入新一轮增长期已成定论，其主要特征便是我国正式进入‘重化工’阶段”；“目前我国经济整体上已经进入了重化工业化发展阶段……这给今年的投资增长开辟了巨大空间”；“政府、学界和企业界显然已经取得了这样的共识：重化工业化是中国经济不可逾越的阶段”，“如果抓住了重化工业化这一机遇，中国经济就完全可以维持20年的高增长。”不少地区也宣布：本地区“开始进入重型化产业为主导的新一轮快速增长周期”；“本省的‘重化’故事拉开大幕”；本地区“经济由‘轻’转‘重’，步入加速重工业化阶段”；一些研究机构根据为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确定了“产业重型化”的目标，如此等等。即使在过度投资引起的经济过热已经变得十分明显时，仍然有经济学家认定：“当前经济既不是总体过热，又不是局部过热，也不是没有新特点的正常发展，而是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重工业重新大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历史新阶段。”

然而，这种依靠高投资、高消耗带动的经济增长的做法很快就显露出一系列负面效应。

1.不能按照“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的原则配置资源，造成国民经济整体效率下降。

有效配置资源的基本要求是扬长避短，发挥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中国之所以选择市场经济，也正是因为市场制度能够通过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相对价格，使资源从低效率的企业和部门流向能够以更高效率利用资源的企业和部门。

对于中国资源禀赋的基本情况，人们具有的共识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紧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见表2）

表2  我国人均资源占有情况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较

资源种类	我国人均占有水平	与世界人均水平的比率（%）
耕地	0.1公顷	42
淡水	2257立方米	27
森林	0.12公顷	20
矿产保有储量潜在总值	0.93万美元	58
其中：
煤炭（探明可采储量）	98.94吨	53
石油（剩余储量）	2.7吨	11
天然气（探明可采储量）	769立方米	3
铁矿石	36吨	71

数据来源：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信息中心：《我国能源发展战略研究》，2004年。

在这样的资源禀赋条件下，如果我国具有良好的资源配置机制，其产业结构显然会以发展低能耗能、低资源投入、又能发挥中国人力资源丰富和中国人心灵手巧的优势的产业为方向，这样才能以最小的资源消耗生产最大的价值。然而在前面谈到的体制和政策环境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极易走上旧型工业化道路，陷入“扬短避长”的误区，虽然个别部门或局部地区获得一定的增长和盈利，却给整个社会造成严重的福利损失。

例如，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大量生产高能耗、高污染产品，用以出口换取外汇收入。以电解铝为例，近年来国内外市场对铝锭需求增加，加之生产电解铝能够获得电价优惠，于是各地纷纷上马铝厂，增产铝锭。2003年我国出口铝锭125万吨，比2002年猛增50万吨。 我国氧化铝资源不足，为了出口电解铝，需要大量进口氧化铝，电解以后再出口。每出口1吨电解铝，相当于出口1.52万千瓦时（KWH）能源。因此2003年多消耗75亿度电能；由于国内企业大量进口，氧化铝价格和国际运费分别上涨130%和140%。扣除成本提高，出口企业账面赢利仅增加了0.9亿美元。如果剔除①多占用电能所发生的机会成本（约11亿美元），②要素价格扭曲造成的成本低估，③消耗大量不可再生资源，④环境代价，国民财富超过10亿美元的净损失是显而易见的。在高额账面盈利的刺激下，各地投入大量资金建设电解铝生产企业，2004年来，全国电解铝年生产能力已达到800万吨，在建拟建规模还有500万吨。可是这种虚假的繁荣是无法持续的。2005年铝业已经陷于全行业亏损的困境。

2.放松了在技术创新、产品升级换代上的努力。

我国人力资源丰富，但存在平均受教育年限短、文化技术水平普遍偏低的缺点。可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只能靠粗加工产品的数量增长和“卖硬苦力”勉强糊口。一方面，经过多年建设，中国逐步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科技基础设施，已经拥有广泛运用和自主开发20世纪后期技术的物质技术基础；另一方面，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劳动者受过较好的教育训练，也更加富有纪律性和创新精神；而且就绝对数量而言，中国人中能够承担技术创新重任的科学技术人员也不在少数。就以发展高技术和新技术产业而言，中国虽然不能一步登天，全面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化，但在有条件的地方努力实现技术升级和产品升级，例如在制造业中尽量向自主研发、品牌营销等具有较高附加价值的上下游延伸等方面，我们必须力争做到，也是完全能做到的。但在前面讲过的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下，许多地方和企业从追求短期效益出发，宁愿依靠大量投入廉价的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生产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以数量扩张取胜，而不愿或不能在人力资本积累和自主技术开发上取得进展。例如，北京是世界上技术力量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如果能够发挥其智力资源的潜力，北京的经济发展前景是不可限量的。但是在实施把中关村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成为高技术创新基地和高技术产品的生产基地的方针几年以后，却无奈地发现，发展高技术产业很难在短期内实现GDP和财政收入的高增长。于是在GDP增长指标和财政收入的压力下只好把经济发展的重点转向技术含量不高、但产值很大的一般加工业。

3.造成了土地、淡水以及煤、电、油、运以及其它稀缺资源的高度紧张。

采取大量耗费资源的增长模式使我国本来不宽裕的土地、淡水等资源瓶颈迅速缩紧。采用早期增长的粗放增长模式，使我国的稀缺资源极不经济地耗费。

2003年我国GDP约占世界GDP总量的4%，而资源消耗却远高于GDP所占比例（见表3）

表3  2003年我国资源消耗量占世界总消耗量的比重（%）

原油	原煤	铁矿石	钢材	氧化铝	水泥
7.4	31	30	21	25	40

数据来源：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2004）

世界各国工业化过程中电力消耗的弹性系数在0.8之间；日本在1960－1970年加速工业化的阶段，能源弹性系数也不过为1.21，我国过去40年也在0.8－1之间，可是近几年这一系数高达1.6，而且还有大部分省份拉闸限电。这显然与我国产业结构出现了较大偏差、高耗能的重化工业发展过快有直接的关系。我国石油蕴藏量不丰富，一次性能源主要依靠原煤。200年我国生产原煤9.98亿吨，“十五”前3年，原煤产量以平均15%的速度递增仍然不敷需要。这促使一些煤矿进行超能力的掠夺式开采；同时，许多安全设备达不到要求的煤矿带病运转，造成事故频发，吨煤死亡率成为世界之冠。与此同时，有识之士呼吁多年的限制大排量汽车生产和消费的措施，为了支持汽车产业的发展，迟迟不能出台，目前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2004年进口原油1.23亿吨，占国内消费总量四成。石油这种战略性资源对外依存度的持续提高，将严重影响我国的经济安全。

与此同时，许多地区以大力发展高耗能工业作为振兴本地经济的重要措施。据新华社报道，近年来西部一些省份大办“高耗能工业园区”，计划把本地区建成“世界级”的高耗能产品基地。结果使原来不缺能源的地区也严重缺电、缺煤。中国对世界能源的巨大需求已经引起了能源价格猛涨。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2004年国际市场煤炭价格较上年同期上升41.7%，原油价格上涨30.2%。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院士指出，如果中国走传统工业化的老路，其能源消耗将是中国和世界难以承受的。

土地、淡水等资源更是难于通过国际贸易取得的“不可贸易产品”。在目前的增长模式下，这部分资源瓶颈已经对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形成硬制约。例如，我国人均占有土地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人口分布不均匀，94%的人口居住在46%的国土上，因此必须惜土如金。可是，在最近几年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中，严重浪费土地资源的现象随处可见，巨型楼堂馆所、巨型广场、大面积的开发区只盖一层楼动辄占地上千亩的花园工厂遍地开花。据国土资源部2004年报告，最近几年各级政府建立各级开发区6866个，占用土地3.86万平方公里（57.9万亩），其中大部分是耕地。加上其它占地，2003年一年我国耕地就减少了3806万亩。深圳市可用土地面积与香港相若，香港开发了100多年，至2003年已开发的土地只占可用土地的22%。深圳的GDP只有香港的1/6，近年来却出现土地紧张，成片土地已经用完。由于“缺乏生存空间”，某些人士提出了从邻区划入土地的要求。

4.使我国的生态环境加速恶化。

由于我国粗放的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特别是高能耗、高水耗，高污染和大量占用土地的重化工业的发展带来的不可再生淘汰浪费和环境破坏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一些地方的基本生产和生活环境遭到破坏。

在我国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环境破坏日益严重。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由1990年的5.8亿吨上升到2000年的 8.16亿吨；目前日排污水量在1.3亿吨左右，七大水系近一半河段严重污染；许多城市空气污染严重，酸雨面积已占全国面积的1/3；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6亿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38%；沙漠化面积达1.7亿公顷，占国土面积的18.2%。据世界银行1997年统计，我国仅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就相当于GDP的3%－8%。

华北平原生产我国一半的小麦和1/3的玉米，它同时又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地区，但是近几年来，北京、天津两市和河北、山西等省都在大力发展高度耗水的煤、钢、汽车等工业。河北一省就有近6000万吨冶炼钢铁能力，而且相当大部分采用高耗费和高成本、高污染的小冶炼装置。即使规模较大、技术条件较好的钢厂生产1吨钢也需耗水16吨。在地上水不能供应的时候，就用地下水来弥补。据美国桑德拉国家实验室报告，2000年在海河流域取水量为550亿吨，比它的可持续供应量340亿吨超过了210亿吨。这些缺额由开采地下水来弥补。2001年8月发布的一份中国地质环境监测地下水测量报告显示，华北平原的水位下降得比早先报道得要快。超采已经大大掏空了浅层蓄水层。这就迫使掘井者转向深层蓄水层。该报告说，河北省深层蓄水层的平均水位在2000年一年里下降了2.9米；该省一些城市的水位更是下降了6米。由于深层蓄水层是不能再补充的，随着华北平原深层蓄水层的耗尽，该地区正在丧失最后的水储备，最后一块安全垫将会消失。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如果不下决心扭转这种过度消耗资源、过度污染环境、经济粗放发展的局面，我们将“无法向历史交代，无法向人民交代，也无法向子孙后代交代”。

5.增加了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

我国农村有超过1.5亿的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到城镇非农产业中就业，城镇每年还有1500万以上的新增劳动力需要就业。因此，增加就业是关系到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项严重任务。然而，近年来城市建设和工业建设大量占用耕地，每年增加成千上万的失地农民，有报道说，目前全国失地农民总数已达2000万人。大量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这本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必然发生的情况，问题是城市非农产业能否提供足够多的新工作岗位以吸收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和城市的新增劳动力。理论分析和实践经验都表明，服务业和小企业是新工作岗位的主要创造者，资源密集和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创造新工作岗位的能力很差，就业容量很低。采取先行工业化国家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强调重点发展资本和资源密集的重化工业，势必造成就业状况的恶化。

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产结构的重型化和资本深化，在投资大幅度增长的同时，就业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急剧下降。我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已经由2000年以前的不到3%，上升到2003年的4.3%，就业问题进一步凸显（见图1）。这种情况在某些过去轻、小工商业企业发展较快、因而就业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后来又转而重点发展重化工业的地区已经出现。这不能不引起严重注意并及时加以克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

6.抑制了对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率关系重大的服务业的发展。

在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服务归为“非生产劳动”、计划经济着重于物质产品增长的理论和政策的影响下，我国服务产值历来严重偏低。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多年的结构调整，到20世纪与21世纪的世纪之交，中国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33%左右，不仅低于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60%），还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45%）（见图2、图3）。

最近几年在各地方片面追求产业结构重型化的浪潮中，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升反降，产业结构扭曲的现象日益突出（见表4）。

图2中国与世界部分国家服务业就业比重的对比（%）

数据来源：OECD historical statistics 1970－2000,OECD Historical Statistics 1960－1997,http://www.oecd.org

图3  世界部分国家服务业占GDP比重变动情况（%）

注：图中数据均按当年价格计算。

数据来源：联合国统计司，http//unstats.un.org//unsd,2004年7月4日;中国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各年）。

表4  1980年以来我国第三产业比重变化情况（%）

	1980	1984	1990	1994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产值比得	21.4	24.7	31.3	31.9	33.4	33.6	33.5	33.1	31.9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80年至2004年统计年鉴

20世纪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大趋势，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快于消费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有多方面的发展。其中一个分支，是以服务业特别是物流服务业作为关键的环节，把供应链串联起来的谓之综合物流管理，或称供应链管理。所以人们常说，21世纪的竞争不是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也不是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而是供应链之间的竞争。通过供应链管理，把价值链延伸到全球各个地方。这大大深化了专业化分工，从而促使成本的大幅度降低和效益的大幅度提高，在一个供应链中流通环节通常占有附加价值和利润的绝大部分。我国企业由于服务环节发展落后，往往只能像陈志武教授所说的那样，“卖硬苦力”，从事简单的加工、装配等在价值链中附加价值和盈利率最低的经济活动，而把研发、设计、品牌营销、金融服务等丰厚的利润拱手送给别人。我国企业为国外企业做“代工”的产品卖价很低，通常只有销售商卖价的1/4甚至1/10，代工企业得到的只是微薄的加工费。《华尔街日报》2004年1月的一篇评论文章举出罗技国际集团公司的例子，来说明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扮演的角色。这家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公司在苏州的工厂每年向美国出口2000万只旺达(Wanda)牌无线鼠标，该鼠标在美国的销售价格约为40美元。其中，罗技拿走8美元（占20%），批发商和零售商拿走15美元（占37.5%），罗技的零配件供应商，如美国的摩托罗拉和安捷伦拿走14美元（占35%），剩下的3美元（占7.5%）归中国，而这3美元还要用来支付苏州4000名职工的工资以及能源、运输和其它管理费用。罗技在加州的450个销售人员的收入总额，远远超过苏州工厂内4000名中国员工的收入总额。

《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评论道：罗技公司的苏州仓库，可以说是“当今全球经济的一个缩影”。

由于出口产品附加价值和盈利率过低，我国许多出口企业只能“以量取胜”，靠增加出口数量维持。而这种出口战略不可避免地导致贸易摩擦、倾销诉讼的增多和增加出口的困难。有人这样来描述由传统增长模式造成的处境：我们“消耗了大量不可再生资源，承受着环境的污染，背负着‘倾销’的恶名，可是利润的大头却不在自己手里。”显然，这种状况无论如何也不应当再继续下去了。

7.过度投资使银行不良资产增加和系统风险积累。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资本是一种十分宝贵的稀缺资源，必须高度珍惜和最有效地加以利用。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地方兴起“重型化”之风，正像发展经济学在分析早期增长模式时揭示的那样，这种靠投资拉动的增长造成了投资率的节节上升。我国GDP中投资所占的份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5%左右，提高到2003年以后的超过40%（见图4）；与此同时，投资效率则呈现下 降趋势，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由1997年以前的2－3倍，提高到1997年以后的5－7倍（见图5）。

图4中国投资率的不断提高（%）

资料来源：CEIC

图5    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的节节提高（％）

资料来源：CEIC

张军教授在对2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道路进行细致的分析以后确认了这种由过度投资造成的恶果。由于近年来过度投资热潮基本上是靠商业银行贷款支撑的，它所造成的恶果必然会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上反映出来，造成银行系统不良资产积累的金融隐患。由于靠银行贷款支持的增长是一种“借来的增长”，在投资效率不高的情况下，坏账风险会在景气周期的上升阶段隐蔽地积累起来，而在景气周期的下降阶段，或者在受到某种外部冲击时引起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目前我国标准投资效率的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居高不下，已经达到某些东亚国家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即每增产1元GDP需要投资5元以上。P.克鲁格曼教授指出过，一些国家采用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乃是引致东亚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前车既覆，后车当鉴，我们必须未雨绸缪，防止类似的危机在我国发生。

改变经济增长模式，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

以上的分析表明，无论按照别的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还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中国都必须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走一条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将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善型经济作为“十一五”乃至更长时期的基本指导方针。只有走出这样一条道路，中国才有可能在今后的长时期中实现持续较快的增长，也才有可能平衡地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

一、转变增长模式刻不容缓

根据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作为一个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需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改变增长模式，提高增长质量：

1.鼓励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促进基于科学的技术在国民经济各领域中的运用。

经过20多年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加工生产基地，但是正如前面讲过的，我国企业在产品价值链中主要从事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低的装配制造业。为了提高效率，出路首先在于加大技术进步，提高产品和服务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而不是单纯靠增加资本和其它资源的投入实现增长。讲到提高我国产品的技术含量，经常会出现的一个认识误区，是只重视大的、关键性的技术突破，而忽视渐进性的小改小革。在这种认识下，以为加快技术进步的办法，就是由政府主管选定关键的技术领域，然后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企业或者自行组织进行所在地区或部门的机构进行“攻关”；同时配合所谓“高科技含量”的考核，要求企业将这些已经获得的关键技术应用于生产，实现“从科研到产品的转化”。历史经验表明，这并非实现普遍技术进步的有效方法。首先，技术进步包含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常常被称为技术革新的渐进性改进，另一部分则是被称为技术革命的根本性突破。只注意那些根本性的突破，而忽视这种根本性的突破往往是许多渐进性改进汇集而成是片面的，没有这种先期性的渐进性改进，重大的突破也很难出现。而且，重大技术突破只有大量渐进性革新依附于其上，或者与其相配合，才能充分发挥作用；没有这种广泛存在的渐进性改进，重大技术的单项突进并不能收到好的经济效果。尤其重要的是，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虽然完整的国家创新体系包含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多个环节，但以创造财富为目的的企业是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的主体。企业根据市场需求确定研究开发的方向，而面向市场竞争组织产品开发，并需要通过企业整合知识和社会的研究开发的资源，达到这些资源的充分利用。由政府机构来认定什么是需要突破的关键技术，由于政府缺乏足够的信息和足够的利益关心，也极易发生决策失误。所以，不应只着重于“抓”某些重大的技术突破，而应当深入推进科学和技术体制改革，提高研究和开发质量，着眼于发挥千千万万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企业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由此形成整个社会人人努力于技术进步的氛围。既通过重大的技术突破，也通过日积月累的对现有工艺和产品的改进，以及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提高等等，多方面地提升我国产业的技术水平。

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教育即对人力资本（人的知识和能力）的投资，对持续的技术进步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现代经济增长阶段中，人力资本对物质资本的替代作用和强化作用十分显著。技术进步使创造同样增长率所需的物质资本和其它资源投入趋于减少，从而使先行工业国摆脱所谓“增长的极限”，即物质资源对增长的约束。由于无论技术进步通过什么途径实现，最终都是由人来实现的，所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就具有重要意义。加强和改善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对于中国这样人力资本不足的发展中国家，意义就尤其重大。

然而我国教育投入不足，教育的发展远远不能满足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需要，至今连法定的九年义务教育还没有在全国普遍落实，中等和高等教育普及率也比较低（见表5），社会培训组织不健全，造成劳动者素质普遍较低，从而制约了生产过程中的创新。因此，我国需要尽可能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大力发展中等教育，加强高等教育，同时努力推进教育体制改革，提高教育质量，改善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率。据日本经济学家神门善久和速水佑次郎的研究，教育赶超必须先行，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不久就开始了教育的赶超，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奠定了在20世纪中期经济上赶超先进国家的人力资本基础。因此，我国强化科研和教育的工作必须抓紧进行。

表5   教育发展指标的国际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