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涨价伤民

作为最重要的价格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由2003年～2006年在低通胀下限区间（2002年、2005年和2006年）和中位区间（2003年）运行向上限区间运行转变。

◎  汪海波

探讨新一轮经济周期波峰年份物价①运行特征及其发展趋势，对于正确实施宏观经济调控，促进经济发展、生活改善、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新一轮经济周期波峰年份物价运行的特征及其成因

（一）第8次波峰年份物价运行的特点：经济偏热条件下的低通胀

建国以后，经济周期波峰年份共有8次，前四次波峰年份物价指数运行的特点是：经济过热条件下的通缩（1956年和1958年）或临近通缩（1970年和1978年）。这主要是适应赶超战略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要求的政府行政指令计划价格体制形成的抑制型通胀。第5、6、7这三次波峰年份物价运行的特点是：经济过热条件下低度通胀（1984年）、中度通胀（1985年、1987年和1992年）或高度通胀（1988年、1993年和1994年）。这主要是同物价逐步调整和放开（这是经济改革的重要进展）、经济逐年过热以及通胀预期积累和攀升相联系的。第8次波峰年份物价运行的特点是：经济偏热条件下的低通胀（2003年～2006年）。（详见附表一）

（二）2007年以来物价运行出现新特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向上限区间运行转变

2007年以来，物价运行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作为最重要的价格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由2003年～2006年在低通胀下限区间（2002年、2005年和2006年）和中位区间（2003年）运行向上限区间运行转变。

2007年1月～11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同比增长2.2%、2.7%、3.3%、3.0%、3.4%、4.4%、5.6%、6.5%、6.2%、6.5%和6.9%。1月～11月累计同比上升4.6%。预计全年同比增长4.5%。这就达到了低通胀的上限区间，与此同时，生产价格指数和国内生产总值矫正指数也有一定程度的上升。前者从2006年的1.6%上升到2007年上半年的3.2%，后者从3.2%上升到4.1%。

推动价格指数上升的因素，主要是：第一，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因素的积累和上升。2003年～2006年经济连续4年都是偏热的，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差额已有4年的积累。问题还在于：2007年经济偏热的情况还在进一步发展，这年经济增长率会超过上年，预计可以达到11.5%。这又表明：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状况还在发展。

第二，2007年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三大需求的增长情况可以进一步证明第一点的分析。2007年1月～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80195亿元，同比上升16.4%；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00605亿元,同比上升26.8%；外贸顺差2381亿美元,增长52.1%。

第三，货币投放偏多和信贷增长偏快拉大了社会总需求的较快增长。2007年11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39.9758万亿元,同比增长18.5%；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14.801万亿元，同比增长21.7%；市场货币流通量（M0）余额为2.8988万亿元,同比增长13.6%；10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为39.06万亿元，同比增长14.17%。

第四，成本上升的推动，也是价格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国内工资、地价和环境费用的增长；二是国际市场上的原油、有色金属、粮食和海运价格的上升。

第五，伴随4年多的价格上升和成本上升压力的加大，由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利润空间被逐渐压缩，企业对价格上升的消化能力在降低。因而上下游行之间的价格传导明显增强。

第六，伴随物价上升，原来存在的通胀预期比较平稳的状态在迅速上升。

可见，2007年以来物价趋于上升，不是短期的、偶然的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长达四五年时间多种因素造成的。

控制物价上涨事关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总体很好，并会继续向好的方面发展。但也存在诸多棘手的重大难题。诸如要控制经济增速内偏热转向过热、控制失业率的反弹、控制国际收支顺差的扩大等。但控制物价上涨也是事关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个极重要问题。必须十分注意控制物价的上涨，把物价水平控制在低通胀的上限区间以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幅度控制在5%以内），防止其转变为中位通胀（5%以上），并力争逐步把它降到低通胀的中位区间（3%左右）。简言之，就是要防止物价由增长偏快转变为增长过快。

为此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依据上述的2007年以来物价上升原因的分析，降低物价重点还是适度控制社会总需求的偏快增长，以缩小现实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差距。为此，主要是控制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的过快增长，因为2003年以来社会总需求的偏快增长，主要是由投资和净出口的需求拉动的。与2002年相比，2006年投资率由37.9%上升到42.5%，净出口由2.5%上升到7.6%，消费率由59.6%下降到49.9%。2007年前三个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7%，贸易顺差增长68.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9%。③据此可以大致判断，2007年仍然会延续过去4年投资率和净出口双双上升、消费率下降的格局。这5年真可谓投资和出口的主导型经济增长。

㈠ 控制投资率和出口需求的过快增长

为了控制投资率和出口需求的过快增长，第一，需要继续加大稳中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力度。2007年以来，各项货币政策（包括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利率和公开市场操作三个主要方面）的运用，其频率之高，幅度之大，配合之紧密，三者综合力度之大，达到了前所少有的程度。但当前通胀偏快增长的态势并未得到显著遏制。因此，还必须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继续加大稳中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力度。

第二，在财政政策方面，要实现由1998年实行的积极（扩张）财政政策到稳健（中性）财政政策的彻底转变。2007年计划安排的财政赤字和长期建设国债分别仍有2450亿元和500亿元。这比过去几年虽有大幅下降，但在2006年财政收入高达38760.2亿元，比1998年增长28884.3亿元的情况下，财政不打赤字和取消长期建设国债是完全可能的。而在经济增速偏热、通胀偏高的情况下，也有必要这样做。

第三，在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的形势下，作为最紧缺的资源的土地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显著上升。而作为当前投资膨胀机制主导因素的地方政府，不仅依托土地获取巨额的收入，而且以此作为信贷的担保招商引资，成为经济偏热、通胀偏高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当然，同时也有中外工商企业依托低地价形成的高利润的投资冲劲，以及金融企业依托高利差形成的贷款冲动。从这些方面来说，在继续严把资金关的同时，严把土地关，不仅卡住了土地源头，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卡住了资金源头。

第四，要加大产业政策执行的力度。经济偏热和通胀偏高的发展，还反映了经济结构调整政策的执行力度不够。其主要表现是：2003年以来，原本已经滞后的第三产业，其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升反降；重工业增速又大大超过轻工业；许多行业的产能过剩和产品过剩，以及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都有进一步增长。

第五，当前，从某种共同意义上说，我国无论在对外贸易方面，或在引进外资方面，都面临着由数量扩张型到质量提高型的转变。但2003年以来，在这些方面并无显著改变。1998年以后制订的旨在鼓励出口的出口退税政策，也未得到及时、有效的转变。这些就成为流动性过剩急剧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也突出反映了对外经贸政策执行中的问题。当然，上述各种问题不只是政策执行本身的问题，它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比如，就当前外贸顺差继续扩大来说，同体现美国利益的美元世界储备货币地位及其对外经济政策也是直接相联系的。据此，美国可以把许多低端的产业和生产环节转移到我国，并通过发行美元大量购买我国的产品。

㈡提高消费率是当前解决国内经济失衡和经济内外失衡的关键

要降低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就需提高消费率。投资率偏高是国内经济失衡的主要表现，净出口率过高是经济内外关系失衡的主要表现。这些失衡归根结底都是同消费率过低相联系的。从这方面来说，提高消费率是当前解决国内经济失衡和经济内外失衡的关键。当前提高消费率，最重要的是提劳动报酬标准，以提高收入水平；要大力发展社会保障、医疗保险、义务教育和住房保障（包括廉租房建设和经济适用房建设），以提高即期消费和消费预期；要缩小收入水平的差别，以提高消费倾向。

要降低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并提高消费率，最重要、最根本的是要大力推进各项生产要素价格的改革。总体上说来，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产品价格已经基本放开。这只是价格改革的第一步，还必须有第二步，就是各项生产要素的改革。这是价格更重要也更艰难的一步。因为只有完成了这项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形成的价格扭曲的状况，也才能从根本上发挥市场机制在优化生产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就实践上说，积极推行这项改革，是当前防止经济增长由偏热转向过热、通胀由偏高转向过高的迫切需要。

为此，第一，进一步推进汇率改革。诚然，从2005年汇改以来，到2007年11月，人民币对美元大约升值了9%。但这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偏低状况，导致我国外汇储备急剧增长。由此形成了倒逼机制，迫使央行大量发放基础货币。2003年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约为当年末流通中的现金余额的2.69倍。在这样一个很高的基础上，到2007年9月末，又上升到约3.71倍。而且，货币乘数已达到五倍左右。④可见，当前流通性过剩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外汇储备的大幅急剧增长。而这一点，又正是近年来促使物价上升的最重要因素。因此，为了遏止物价上升，必须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必须进一步推行汇率改革。

当然，在汇改方面，必须运用和发展中国整个经济改革的渐进式的成功经验，必须充分考虑并创造条件防患各种可能发生的风险，切实做到步伐既积极又稳妥。当前首先要在2005年确定的汇率机制的框架内，⑤加大汇率的弹性，以降低人民币的升值预期。然后还要根据条件逐步推进汇率改革，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实现由供求关系调节汇率。当然，任何时候都要加强和完善政府对汇率的调控。同时还要在其它方面推进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进一步推行存汇和用汇主体的多元化，以及用汇渠道的多元化（包括国内和对外两方面）。同时，为了减少从源头上减少外汇的流入，还要在外贸和外资两方面进一步作出重大的政策调整。总的政策取向似乎应该是：从共同意义上说，就是要实现由数量扩张型的质量提高型的转变。分别说来，外贸要实现由过去多年实行的奖出限进转变为少奖出少限进，同时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外资要从过去多年实行的奖进限出转变为少奖进少限出，同时要从主要是单一的引进来，向引进来的同时实现加快走出去的转变。

第二，进一步推进利率改革。多年来，我国这方面改革已取得重要进展，但远没有到位。这突出表现在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一个反差上。一方面，企业利润多年大幅上升。据统计，1999年～2006年，我国工业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为71773亿元，年均增长38.7%。2007年前三季度，占工业企业利润的40%以上的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又增长了32.1%。⑥但另一方面，2007年以来，作为金融机构贷款来源的存款却处于负利率的状态。形成这种反差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展不力。就我们讨论的问题来说，需要强调：前一方面的状况，正是当前投资膨胀最重要的经济根源。因为企业的高利润不仅为企业投资提供了强烈冲动，而且为此提供了巨额的资金来源。这就从一个方面说明，2007年央行虽然采取多项紧缩措施，但却显得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如果说，推进汇率改革，是解决当前流动性过剩问题的一个重要关键，那么，推进利率改革，就是解决当前投资膨胀问题的一个重要关键。

第三，建立和健全加速提高作为劳动力价格的劳动报酬水平的机制。改革以来，劳动报酬水平有了空前未有的大提高。但是，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据有的学者计算，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下降与消费率的下降是高度吻合的，其相关系数高达0.854。⑦所以，改革以来消费率的下降大体上可以看做是劳动报酬比重的下降。消费率由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2年的59.6%，再下降到2006年的49.9%。⑧这是劳动报酬水平没有得到提高的主要表现。

需要着重指出：由劳动力价格低（再加上其它生产要素价格低）形成的低成本，正是高投资和高出口的极重要条件。高投资和高出口必然促进物价的上升。所以，即使只就抑制物价上涨来说，也必须建立和健全加速提高劳动报酬水平的机制。更何况与劳动报酬水平低相联系的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失衡是国内经济失衡和内外经济失衡的最重要原因。

单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是不能解决劳动力价格应有提高的问题；即使能解决也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其实，这一点正是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在我国的表现。

在政府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局限性正是政府调控经济的职能所在。依据我国多年来的经验，以下办法是有效的：

1.千方百计地扩大就业，从缓解劳动力供求关系方面促进劳动力价格的提高。为此，要进一步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三产业和小城镇。还要在户籍、税收、奖金和住房等方面为城乡劳动者通过创业实现就业创造条件。目前，仅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就解决了1.1亿人就业，吸纳就业人口总数占全国城镇就业总数的70%和新增就业总数的90%以上。2007年预计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也将达到1.5亿人。目前小城镇已为58%的农村劳动力在本城镇范围内实现了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⑨

2.要从我国现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实际情况出发，兼顾企业的承受能力和劳动者的生活需要，依法确定最低工资标准，并定期调整。

3.要切实普及6年制的义务教育，在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率先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积极发展高等教育，并加强在职培训，以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素质，从提高劳动力价值方面推动劳动力价格的上升。

4.要在中外企业普遍建立和健全工会组织，并发挥我国工会维护职工权益优良传统，增加劳方在同资方博弈中的力量。

5.要在中外企业中普遍建立由资方、劳方和工会成的工资协商机制，为劳方在确定工资方面争取话语权。

6.要加快公共财政建设的步伐，按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则，在农村进一步加快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以及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以便从缩小城乡生活水平差别方面减轻农民工流入城市的压力，并促进劳动力价格的提高。

7.要通过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大幅提高农民收入的水平。这就可以形成一种倒逼机制，迫使资方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否则，他们就不能及时招聘到需要的劳动力。这一点近年来在沿海的一些地区已经开始显出了端倪。

8.在维护劳动者工资权益方面进一步加强执法力度，并加强这方面舆论监督作用，使已有的维护劳动者工资的法规能够真正落到实处。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一点比进一步完善有关法规也许更重要。

第四，要逐步地但要大幅度地提高资源价格和环境补偿费用。如前所述，这是当前形成低成本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从而也是形成高投资和高出口的一个因素。因此，为了控制社会总需求的过快增长，就必须进行这方面的价格改革。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