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双防”（即防通胀、防过热）到《国务院2008年工作要点》提出：既要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大的起落，其间，国内外经济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的蔓延及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冲击是根本原因。由此，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从“双防”演变成寻求增长与通胀之间的平衡。

 

 

通货膨胀源于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本轮通胀的需求拉动因素是很明显的。这从过去5年的经济增长一直在潜在增长率之上运行就能看出来。

 

测算潜在增长率有多种方法，这里运用菲利普斯曲线方程进行估算。根据1978～2007年的年度数据，建立通货膨胀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由回归结果，可以计算出不同稳态通货膨胀率水平下的GDP增长率（见表1）。所谓稳态，是指增长率保持不变；稳态通货膨胀率，即没有加速（或减速）通货膨胀。按照经验，社会可承受的通货膨胀率水平在5%以下。如果稳态通胀率为5%，则对应的GDP增长率为9.39%，这被我们确定为潜在增长率①。由表1不难发现，稳态通胀率上升1个百分点与GDP增速提高0.4个百分点基本上是相对应的。

 

 

如果以潜在增长率为9.4%来衡量，那么过去五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以高于潜在增长率一到两个百分点在运行，也就是说现实总需求一直是大于总供给的，这无疑积累了通货膨胀压力。可见，本轮通胀的首要原因是需求拉动。

 

 

一方面，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各类要素成本都会上升。这是很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经历的过程。中国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时期，大量的需求导致各类要素成本都面临上升压力。有人将需求拉动与成本推动完全割裂开，认为成本推动是纯粹的、根本的，其中不包含需求因素。这种看法显然有失偏颇。

 

另一方面，市场化的推进，也使得原来压低的要素价格有一个合理回归。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经济为了尽快突破贫困陷阱实现赶超式发展，有意压低各类要素价格，这使得粗放的发展方式得以维持。而现在则到了发展方式转换的时候。与发展方式转换相适应，各类要素价格的调整，包括资源能源价格调整、土地成本上升、环保成本纳入、劳动力成本提高（最近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必将带来深远影响）等等，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此外，成本推动也有传递效应。既有不同部门之间的价格传递，也有上下游产品之间的价格传递。以农产品为例。随着农民工工资的逐步上升，务农的机会成本上升，从而农民要求有更高的务农收益，这推动了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如果不能获得期望的收益（比如农产品价格维持在较低水平），那么就会减产，最终会推动农产品价格上升。这是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间的价格传递。由于农资价格、饲料价格的上涨，农民种植粮食、饲养生猪的直接成本上升，从而也会推动粮食猪肉价格的上升。这是上下游产品之间的价格传递。

 

就短期而言，我们认为，由于大量产能过剩及临时价格干预，这种成本推动转化成现实通货膨胀的程度是有限的。但从中长期看，成本推动仍然是造成我国通货膨胀压力的最重要原因。并且，本轮通胀中，成本推动的因素也是不可忽略的(甚至被有些人认为是最重要的)，特别是食品价格上涨是导致CPI上涨的最主要原因。

 

 

此次的结构性物价上涨，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全球性的。国际上粮食以及资源能源价格的不断攀升与中国相呼应。图1显示中国的PPI(石油天然气)与国际能源价格走势几乎完全一致，略有滞后；图2显示中国CPI食品价格指数与国际食品价格指数走势基本一致，但国际食品价格的波动要大得多。显然，外部冲击对于中国的能源食品价格的影响非常之大。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强调输入性通胀的重要原因。

 

 

此外，过去几年全球流动性过剩与国际低利率的基本格局，也是导致国内货币过松从而推动物价上涨的重要外部因素。

 

除了需求拉动，成本推动及外部冲击这三大因素之外，其它方面，如某些产品（如猪肉）的供给不足，冰雪灾害，农产品自身的周期性因素等等，对通胀的影响也不能忽略。

 

 

1970年代，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出现了低增长和高通胀并存的局面，被称作滞胀。

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滞胀呢？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

1．负向的总供给冲击。由于1973年和1978年发生了两次严重的石油危机，油价飙升形成了负面的总供给冲击，因此，主流观点一般认为，滞胀的主要原因是负向的总供给冲击。如图3所示，总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均衡点由A调整到B。与原来的均衡相比，这意味着产出减少和物价上涨。

 

 

2．价格管制恶化了供给。比如，美国政府对汽油的价格控制使1973年和1979年的汽油供应两度出现紧张，以致人们排长队购买。

3．货币波动是滞胀的根本原因。现在大量的西方研究文献揭示出，货币政策的扩张和紧缩是产生滞胀的根本原因。他们的模型显示，不借助于任何外部总供给冲击，货币波动本身就能产生显著的滞胀，而且这个模型还能解释包括石油在内的工业投入品价格上涨。这一结论有很强的政策含义：首先，如果滞胀的根本原因是货币波动，那么，称职的央行完全可以有效避免这种情形的发生；其次，包括石油在内的工业投入品的价格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因此，很多时候的油价上涨并不反映供给者的政治图谋，而是反映了整个世界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有时候也许可以看作是全球经济过热的一个信号。其实从今天来看，油价的飚升确实是与全球的需求增长，特别是过去几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有关。

4．不稳定的通胀预期推波助澜。与货币波动相关的是人们对于货币当局的不信任，未能形成稳定的通胀预期，从而导致价格的轮番上涨。这也是为什么理性预期学派会兴起，为什么后来的真实经济周期学派强调政策的时间一致性，以及政策的透明度、可信度。所有这些都表明，应对通胀应把预期因素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通过分析滞胀的原因，我们发现，第一条是经济基本面的因素，后三条都可以归结为政策面的因素。从基本面看，中国目前发生滞胀的概率很低；但从政策面看，我们需要审慎果断地采取对策以避免滞胀。

 

首先，正如前面所分析的，本轮通胀的主因还是需求拉动，不是负向的供给冲击。从全球看，粮食增产，石油供应也基本正常。全球粮价油价的上升还主要是需求面因素带动的。由于需求是主因，就不要过于担心滞胀问题。因为次贷危机的影响，引起美国与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以及中国经济增速的回落。这样，总需求会下降，通胀压力减弱。

 

其次，在政策层面要注意以下几点，才有可能避免滞胀：1）从紧货币政策不动摇。不能举棋不定，特别是在治理通胀上要有决心，不要走走停停，要给公众可置信的承诺，从而稳定预期，防止出现加速通胀的预期。沃尔克时期的美联储之所以出现货币政策失误，就是与它的走走停停有关。同时，为稳定通胀预期，政府应与公众之间进行更多的沟通，不仅要有通胀率目标（比如4.8%左右），更需要有实现目标的基本步骤和具体对策。2）要认识到临时价格干预措施的负面效应，特别是对于微观企业的激励会减弱，从而在宏观上恶化供给。因此要及时取消价格干预。3）在实施从紧货币政策的同时，要考虑到供给面的政策。比如一方面，“以粮为纲”，稳住粮价及相关食品价格；另一方面，国内企业利润水平的下降，这既有各类要素成本上升的因素，也是需求减弱的因素（特别是外部需求），因此，要有意识地减轻企业负担（比如在税收方面），防止多重因素交叠导致的劳动生产率下降。

 

 

我们现在面临的首要问题仍然是通货膨胀。但考虑到防止经济下滑，考虑到预防滞胀，中心任务是要在增长与通胀之间寻找一种平衡。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宏观调控政策会面临诸多尴尬与挑战。

 

 

通货膨胀最终是一种货币现象，流动性过多必然构成通胀压力。但央行面临控制流动性的尴尬。央行通过发央票、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等手段对收缩流动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要从根本上解决流动性问题仍然任重道远。因为首先，流动性过多是全球性问题，是源于全球储蓄过剩。其次，在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流动性过多会经由贸易与资金渠道转化为国内流动性过多，而人民币汇率弹性的不足则成为全球流动性转化成国内流动性的重要环节。第三，流动性过多的另一面则是优质资产的短缺，因此，如何打破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拓宽投资渠道，成为缓解流动性过多的长久之策。综上，解决流动性过多问题不能就事论事，要从源头上解决，即从矫正全球失衡、增强汇率弹性以及拓宽投资渠道等角度来解决。这些问题，显然并不是央行在短期内（有些也不是央行）所能做到的。

 

 

当前的中国与美国处在完全不同的周期阶段：中国是经济过热、流动性过多、对通胀的担心超过增长；美国则是经济偏冷、流动性不足、对增长的担心超过通胀。与之相应的，人民银行通过加息来抑制过热与通胀，美联储在不断减息以防止经济陷入衰退，这样一来，就形成了目前的“利率倒挂”（即中国利率高于美国利率），从而引致大量热钱流入（一季度外汇储备增长，就被认为游资大量进入），从而加剧中国经济的过热倾向。这也是为什么，一段时间以来，央行主要是采取提高准备金率而非加息来应对高通胀。

 

 

与加息的尴尬不同，升值似乎更受政策当局的青睐。首先，升值对于缓解输入性通胀的作用得到了强调。比如，人民币的加速升值使得原油进口价格要低很多，这对于缓解国内通胀压力效果明显。其次，升值可以减少贸易顺差，从而降低外部需求，也可以起到紧缩作用。

 

但从一个较长时间跨度来看：1）过快升值会削弱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鉴于贸易对就业的重要贡献，升值引起的失业问题是我们不得不关注的。2）过快升值会妨碍长期增长。根据184个国家1950～2004年的数据分析表明，实际汇率贬值与经济增长呈正向关联。就发展中国家而言，汇率贬值50%，会导致经济增长率提高1.35个百分点（Rodrik, 2007）。相反，如果汇率升值50%，就会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1.35个百分点。显然，实际汇率升值，对于长期增长有抑制作用。Rodrik强调，对发达国家而言，这种关联并不存在。但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才2000美元多一点。正因为如此，人民币加速升值作为权宜之计有它的道理；但就中长期而言，人民币汇率还是要把握“渐进性”原则，以防过快升值阻止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步伐。

 

 

从抑制投资膨胀与经济过热角度看，资源能源价格的调整都是非常必要的。本来，在一个完全市场化的条件下，需求增长带动资源能源价格上涨，而资源能源价格的上涨又会抑制需求，从而供需之间会达到一个平衡。但事实上，由于中国（也还有其它一些经济体）资源能源价格的管制，使得全球资源能源价格存在一个“双轨制”。这种双轨，特别是国别之间的市场分割，使得资源能源的价格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从而在油价高涨时需求也还在上升，进一步推动油价上升。以中国为例，其作用机制是：国内投资需求上涨，导致资源能源价格上涨，由于政府控制价格，使得全球资源能源价格提高而中国价格不变，中国产品竞争力提高，国内企业利润上升，对投资者吸引力加大，投资进一步增长，对资源能源的世界需求进一步扩大，资源能源价格进一步上涨，国内外资源能源价格倒挂……，如此循环往复。为了停止这一恶性循环，我们要逐步取消这种国际价格“双轨制”，使得市场机制在资源能源市场能够有效运转，让市场来调节供求平衡，让不断攀升的资源能源价格能够抑制总需求。尽管不能指望市场机制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对价格扭曲的矫正至少能够缓解过热与通胀压力。

 

不过，从抑制短期通胀的角度，资源能源价格的上调又加大了通胀的压力。有研究表明，如果油价电价上调10%，会导致通胀率上升1个百分点。这一矛盾，使得资源能源价格调整方案迟迟不能出台。

 

 

一方面，为了防通胀，需要适度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我们的分析表明，通胀率下降一个百分点会导致GDP增长率下降0.4个百分点。这就是一个牺牲率的问题。那么，GDP增速低到什么程度可以接受呢？今年要实现1000万就业的目标，这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一个底线要求。

 

另一方面，为了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可能就需要容忍较高的通胀。因为中国面临的长期问题还是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就业问题、人民收入水平提高问题……总之，还是发展的问题，还需要通过增长来解决。当然这并不是说要追求高速度，但一定的速度仍然是必须的。同时，要认识到当前的通货膨胀形势，容忍较高的通胀。中国经济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特别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各类要素成本会上升，这是正常的价格调整，会推动通货膨胀。另外，外部因素的影响也较大。国际上粮食价格上涨，资源能源价格上涨，这会导致输入性通胀，也并不是短期内就可以缓解的。因此，面对国内外的影响因素，对于抑制通货膨胀要有长期打算。不能指望在短期内把通胀压得很低。这既有国内政策可能较难化解外部冲击的问题，也有要实现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可能要付出更大代价的问题。总之，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近期部分地区又发生了地震)，要在增长与通胀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是对政府宏观调控艺术的重大考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