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
◎ 丁声俊
近年来，世界粮食供求形势风云变幻，全球粮食库存猛降、粮食价格暴涨，已有37个国家引发粮食饥荒。面对国际粮食供求关系的剧烈变动，国外又泛起一种舆论，宣扬世界粮食价格上涨是因为中国等国家大量进口粮食所造成的。这种论调完全违背实际，纯粹是主观臆造，必须加以澄清。
我们有理由负责地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在全球粮食价格飞涨的今天，中国是世界粮食安全的稳定因素。中国以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这是中国对人类的最大贡献。
“中国将饥饿世界”？
在上世纪90年代中叶，中国的粮食问题再次成为举国、举世关注的焦点和热点。甚至引起一场关于中国粮食问题的世界性大辩论。这场辩论的始作俑者是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 (Lester R. Brown) 先生。他在1994年发表《谁来养活中国》的长文，提出了他的“未来中国粮食观”，炒作性地渲染世界上少数人制造的“中国粮食威胁论”。
布氏在该文中分析说，许多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工业化进程愈快，耕地消失的速度也愈快。随着中国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大量的耕地和水资源被非农产业所占用，生态环境也遭到严重破坏。另外，中国人口数量庞大，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人口的增加和随着工业化进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会对粮食产生巨大的需求。供给能力的下降和需求的增加，会导致未来中国粮食的供需出现极大的缺口。布朗先生预测：到2030年，中国人口将超过16亿，粮食需求猛增，而粮食总产量将下降。他认为届时中国粮食总需求量将增加70%以上；而粮食总产量可能至少下降20%。如果按人均消费量300公斤计算，中国粮食总需求量将达4.79亿吨，缺口2.16亿吨。如果按人均消费量400公斤计算，中国粮食总需求量将达6.4亿吨，缺口3.78亿吨。布朗先生从自己的错误预测和片面分析出发，渲染性地写道：这种潜在的粮食赤字正在向国际领导人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谁来养活中国？”他尖锐地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将来是否有支付能力大量进口粮食？二是假若中国大量进口粮食，世界是否有哪个或哪几个国家能够提供中国所需求的那么多的粮食？布朗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布朗认为，对今后世界粮食供求影响最大的是中国，中国粮食的不足也就是世界粮食的不足，中国的粮食短缺将导致世界粮食危机。甚至耸人听闻地说“中国将饥饿世界”。
粮食正连年增产
近5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连年增长。这一连续增产势头来之不易，是在年年遭遇各种突发灾害、与旱涝洪和病虫等各种严重灾害的艰苦战斗中夺取得来的，表现出以下显著特点：
一是，政府惠农扶农举措，激发起广大农民增产的高涨热情。中国政府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实施物质利益原则，采取了“三个四”的支农补贴和保障农民增收的政策举措。首先是提供“四补贴”。即粮食直接补贴、良种推广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等。2007年，中央用于“三农”的资金达到4318亿元，比上年增长801亿元。其中，用于“四项补贴”的资金占513.6亿元，比上年增长66%。2008年，中央更进一步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力度，支农总金额高达5877.5亿元，比上年增加1559.5亿元。其次是取消“四税”。从2004年到2006年国家先后取消了特产税、牧业税、农业税和屠宰税等。全国农民每年减负约1250亿元，人均减负140元。再次是提供“四保障”。即：通过对大宗粮食品种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保障农民种粮收益；通过中央财政贴息扩大淡季化肥储备规模等措施，保障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平稳；通过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改造中低产田，增加了稳产高产的面积；通过中央安排85亿元资金奖励产粮大县，提供财政支持保障。这一系列新举措有效增加了农民种粮的收益，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产生了推动粮食增产的强大动力。
二是，“科技兴粮”显示威力，粮食单产提高到新水平。从分析中国粮食增产和减产的因素中明显可见，科技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大幅上升。全国粮食主产区大力开展科技集成创新，规划和建设400个优质高产创建示范区，集中连片创建亩产1200斤小麦、1400斤单季稻、1600斤玉米和1800斤双季稻的万亩示范区。在河南省还开展“粮食核心产区”建设。在实施过程中，各地积极推进科学施肥，对全国有1200个县提供测土配方施肥补贴，总面积扩大到6亿亩。此外，粮食优良品种推广率明显提高，四大作物综合优质率提高到57.0%，比上年上升5个百分点。目前，农业粮食科技的进步使其贡献率提高到48%以上，成为粮食持续增产的主导因素。在世纪之交的粮食总产量下降阶段，耕地面积减少因素占到70%，而单产降低因素占不到30%。与此相反，2004年以来粮食连续4年增产的因素中，2/3是依靠科技因素提高单产，只有1/3是靠恢复耕地面积。2007年，全国粮食单产创历史最高，平均达到632.4斤，分别比2003年、2004年、2005年和2006年提高54.73斤、16.3斤、13.52斤和3.61斤。
三是，实施粮食托市收购，营造出有利粮食发展的市场环境。2005年以来，国家针对市场粮价低迷、且呈下行的趋势，及时实施小麦、早籼稻“托市收购”政策，合理地托起了市场粮价，营造出货畅其流的市场环境。此项举措，既有效保障了农民增收，又促使国家掌握足够粮源，大大加强了国家宏观调控的实力，还促使农村粮食经纪人队伍成长。据测算，仅实施小麦“托市收购”政策的地区，农民增收就达到40亿元以上。以中国第一小麦生产大省河南省为例，2006年，中央储备粮河南分公司全年收购托市小麦1810.49万吨，平均收购价格0.708元/斤，其中中等质量以上小麦达到99.2%。河南分公司的小麦托市收购总量占全国6个小麦托市收购省收购总量4090.91万吨的44.3%，占河南省小麦商品量的90%。该省的小麦托市收购避免了“谷贱伤农”和农民“卖粮难”，农民从中增收20多亿元。2007年，中央储备粮河南分公司累计收购托市小麦1293万吨，占全国托市收购小麦总量2896万吨的44.6%，占河南省当年小麦商品量的70%以上。所收购的小麦质量几乎全部为中等以上，平均收购价格为0.721元/斤，农民从中增收16.9亿元。他们普遍赞扬说：国务院的托市收购是“民心工程”。由于营造出既能确保农民增收、又可货畅其流的市场环境，所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提空前高涨。客观而言，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对全国粮食总产量连续四年增长功不可没。
四是，粮食连年增产,主产区做出重大贡献。从2004年到2006年，中国3年累计增产粮食6680万吨。在连续3年增产的基础上，200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又比上年增产250多万吨，达到5亿吨以上。这是中国自1985年以来首次实现连续4年增产，以此树立起新世纪中国粮食生产的第一座里程碑。2007年比2003年的粮食总产量增长6930万吨，年均增长1732.5万吨。这中间，粮食主产省的连续增产对全国粮食总产量的增长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2006年黑龙江、吉林、江苏、安徽、山东、河南与河北等七省的粮食增产量都在100万吨以上，全国13个主产省增产粮食1381.0万吨，占全国粮食增产总量的102.6%，为开创中国“粮食连增”新局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历年来粮食总产量和主要粮食品种增长如表1。
分析上述特点可见，中国已经初步建立、并还在进一步加强粮食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这主要包括：不断增加的惠农扶农补贴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力；广泛普及的科技集成创新加强了第一生产力；日益完善的现代市场流通注入了不竭的拉动力；空前高涨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强了后续发展力。这“四股力量”汇集起来形成促进粮食持续增产的“长效合力”。全国农业粮食连续增产，就是这种“合力”产生的丰硕结果。
95%以上的粮食自给率
中国粮食自给率始终保持高水平。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开拓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但是始终坚持自力更生为主解决粮食问题的方针。迄今，中国粮食对外依存度很低，进口一些粮食主要是为了调节品种。多年以来，中国主要进口大豆，同时出口相当数量的谷物和其它动植物产品，粮食自给率一直保持在95%以上。从2007年以来，中国减少谷物进口，成为谷物净出口国。这充分表明，中国是世界粮食安全的稳定因素。
同时，中国国家粮食储备充裕。在中国，国家粮食储备分为两种：一种是中央储备粮，另一种是地方国家储备粮。它们各有不同的用途。近年来，两种储备粮都逐年连续增长。目前，全国粮食储备数量充裕，总库存规模扩大，占当年全国消费总量的比例超过30%，远高于FAO提出的17%～18%的粮食安全线。此外，广大农户也储存大批粮食。特别是，中央储备粮“账实相符，管理严格”，做到了“储得进，调得出，用得上”，成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坚实基础。
中国虽然人口众多，而且每年还要增长1000多万。但是，粮食单产和总产量的增长率均高于人口的增长，所以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依然逐年增加。2000年为732.2斤；2005年为742.6斤；2006年为759斤；2007年达到768斤以上。同时要强调指出的是，全国人均动物蛋白食品占有量也明显增加。2006年，全国肉类总产量增长到8100万吨，人均肉类占有量达到124.62斤；全国奶类总产量达到3290万吨，人均占有量达到50.62斤以上；全国水产品总产量达到5250万吨，人均占有量达到80.77斤；全国禽蛋总产量增长到2940万吨，人均达到45.23斤。2007年，中国动物性食物总产量比上年又有明显增长：肉类增幅为1.0%；蛋品为2.9%；奶类为10.5%；水产品为3%。城乡居民营养状况明显改善。标志民众生活质量的恩格尔系数普遍下降。到2006年，全国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已降低到35.8%，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已降低到43.0%。
如今，世界上所有尊重事实、有正义感的人们都明确认为：中国以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不仅自力更生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每年还有大批粮食和其它动植物产品出口到世界市场上，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巨大贡献。
居安思危，确保粮食安全
从2007年以来，中国粮食市场价格上涨虽然比较明显，但是，这并不表明粮食供求关系紧张，相反全国粮食安全形势依然良好。
综观粮食市场价格的历史水平和近期变动状况，迄今粮价的上涨表现出“五性特点”：
一是温和性。2007年1～11月份，中国价格总水平上升4.6%,其中粮食价格上涨3.6%。粮食价格的上涨没有超出合理的幅度，属于温和性上扬。
二是合理性。自2006年岁末以来，中国粮食价格的温和上升有多种客观因素。包括粮食生产成本的驱动、粮食消费增长的拉动，以及农业粮食生产结构调整的推动等。在“三股力量”作用下，国内粮食价格温和上升是情理中的事。
三是结构性。由于品种结构和地区分布结构矛盾突出，诱发粮食价格上升。
四是联动性。总体上看，迄今此轮国际粮食价格飞涨对中国并未带来严重冲击，但是国内粮价的攀升与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具有颇大关联性。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国际市场诸如石油、谷物、大豆、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必然对中国市场产生传导作用。这种联动性是国内粮油价格一定程度上升的国际原因。
五是可控性。迄今，中国粮食价格的上扬处在可控条件下。在国家有效调控下，2008年2月粮食价格环比仅微升0.4%上下。从国家现有财力看，中国的GDP和进出口总额已经分别跃居世界第四位和第三位，对于少数供应不足的商品（例如食用植物油）可以通过利用国外资源和国外市场进行调节，以保障国内市场供求平衡。
然而，在客观看到全国粮食安全形势良好的同时，还应该清醒认识潜在的中长期粮食安全的隐患，充分意识到中国粮食问题的长期性、艰巨性和严峻性。特别是面对波及全球的粮食与食品价格飞涨的形势，中国也决不可掉以轻心。
第一，创新理念，树立和实施“以粮食为重点的综合化食物安全战略”。
随着由“单一化粮食安全”转向“综合化食物安全”，对资源开发、利用的广度和深度会显著扩大。这就是说，我国在坚持粮食基础作用、不断优化和合理开发国土资源中的19亿多亩耕地资源的同时，要放眼全国国土，合理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多种资源：①60亿亩草地（其中可利用面积近47亿亩）；②内陆水域2.62亿亩（其中可养殖水面面积1.01亿亩）；③海水可养殖面积3900.2万亩；④大陆架渔场面积42亿亩；⑤滩涂1195.5万亩，港湾270.83万亩。这样，就把国家食物安全建立在更广阔的、更坚实的资源基础之上。
在充分、合理开发利用各类资源的过程中，要继续实施和健全基本农田政策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扩大市场供应，保障供求平衡，持续增产是基础。当前，要继续加强农业粮食的“双基础”地位，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充分挖掘各种资源的潜力，科学充分地利用耕地、水域、草原和山地等增产更多粮食和其它动、植物性食物。
第二，继续完善市场体系，建立粮食和谐价格关系。继续深化改革，健全和完善现代规范化市场经济，是粮食流通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最终目标。其要义包括：以逐步创立完整的粮食价格体系为突破，还粮食商品属性，实现其粮食营销市场化；以完全转变企业机制为中心，建设现代企业制度，实现经营主体企业化；以积极建立健全粮食和谐价格机制为途径，实现粮食本身和谐化。提出这一新命题，具有丰富而深邃的内涵。它是对新世纪、新阶段粮食价格为谁改革、如何改革，以及怎样改革的重大问题做出创新性回答。粮食和谐价格机制是表示该产品价格构成的各种要素之间、推动价格运行的各种条件之间、价格杠杆调节的各个对象之间，以及价格形成、运行、调节等多个环节都处于相互协调平衡、良性互动的状态。
第三，继续加强宏观调控，切实掌握国家粮食主动。以创造财政、信贷、安全保障等大环境为前提，实现调控宏观化。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现代市场经济既不是垄断统制，也不是放任自流，而是微观经济行为的自由原则和宏观经济平衡相结合的资源配置和运行方式。没有微观主体的自由，粮食经济就会失去活力与生命力；没有宏观层面的平衡，粮食经济会陷入无序和混乱。
从新情况、新形势出发，国家在总体上要采取更有力、更有效的宏观调控措施，以进一步改善宏观环境。主要包括“四大措施”：
一是继续加大支农、扶农力度。要进一步增加财政投入，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不断改善农业粮食生产条件。
二是充实国家粮食储备。从国情和粮情、平时供应和应急需要出发，中国的粮食安全系数应该大于FAO提出的17%～18%的标准，需要提高到25%～30%的水平。通过扩大储备规模、调整品种结构、合理安排布局，完全做到“储得进、调得出，用得上”。
三是粮食外贸必须“控大放小”。粮食对外贸易必须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国内粮食供求平衡为原则，避免单纯的贸易观点。当前粮食外贸必须“控大放小”，即严格控制大米、小麦和玉米等三大谷物品种出口，完全放开小杂粮对外贸易。换句话说，要把“大谷物与小杂粮”区别开来，对于三大谷物品种的出口，要继续实行出口许可证制度，并继续征收暂定出口关税。对于小杂粮可以取消暂定出口关税，允许进行自由贸易。
四是继续健全完善和实施粮食“托市收购”政策。近两年对主产区小麦、早籼稻实施的最低收购价政策，对促进粮食持续增产、有效增加农民收入、稳定市场粮食价格、提高农民生产热情等发挥了巨大作用，现在已经成为“民心工程”，成为国家粮食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应该继续健全完善和实行下去。
同时，为掌握国家粮食主动，要继续健全和加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预警报机制。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要进一步强化预警意识，建立专职预警机构，建立国家粮食等食物安全预警系统和快速反应机制。在建立国家粮食等主要食物安全预警体系中，以其供给和需求平衡为基础，对整个粮食等主要食物供求状况进行动态监测、深度测算和“警情”预报。特别是必须切实加强准确、全面的市场价格信息的收集、加工、综合与分析，注重解决解决国际与国内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此外，中国还需要建立健全粮食和其他主要食物总量供求平衡的预警报系统；建立和健全粮食和主要食物安全的“警级”、“警线”。建立国家粮食和主要食物安全的专职“预警报机构”。通过专职预警报机构，把相关信息主流加工成准确的预警报告，提供给政府用作决策依据。
第四，继续调整和保持玉米深加工业的适度规模。目前，不管世界还是中国，实行结构调整，合理利用粮食资源都是稳定粮食和食品价格的必要措施。实质上，这是一个对玉米深加工业进行全面科学规划、合理调整结构、正确处理“汽车与人争粮”的问题。迄今，中国用于生产燃料乙醇的玉米还是有限的,玉米燃料乙醇的产量仅100余万吨，消耗玉米300多万吨，并未对中国玉米供求平衡造成威胁。然而，中国应该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面对人均不足1.4亩耕地的13亿人口，中国的玉米深加工业必须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所谓以人为本，就是要把把“人吃的食物”置于首位，把“汽车喝的油”放在适当位置。从科学发展观出发，中国要坚持适度、稳步、有质量、高效益发展玉米资源深加工业的战略与策略，使其发展的速度、规模同玉米总产量的提高相适应，同玉米的食用、饲用和其它工业的消耗量相协调。从目前全国玉米资源产销状况出发，玉米燃料乙醇的产量由目前的100余万吨提到500万吨，约消耗玉米1600万吨，占玉米总产量的10%多一点。这是一个适中的、统筹兼顾的规模。通过以上措施，把中国玉米深加工业推进到行业协调发展、资源循环利用、有利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轨道，实现玉米资源深加工业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统一。
第五，加强市场价格监管，防止大起大落，保障民生安稳。加强市场价格监管是世界各国通用的必要手段。与千家万户息息相关的粮食价格，可以说是“民生价格”，更需要探索建立“和谐价格”关系，即既不可“谷贱伤农”；又不能“谷贵伤民”。这就要求加强市场调控和监管，既防止粮食价格大涨，又避免粮食价格大落，在切实防止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的条件下，合理调整粮食等农产品价格结构。迄今，除了猪肉、食用植物油价格上涨不正常之外，全国粮食价格上涨呈现温和性、合理性、结构性与可控性特点。当前，在国际粮价飞涨的传导作用影响下，国内市场价格上涨的压力增大，要继续加强和规范粮食宏观调控，认真贯彻落实前述的“两防”决策，确保国民经济和国内市场正常运行。同时特别需要建立和实施严格的价格监管和涨价申报制度，严禁变相涨价、串通涨价和“价格联盟”，以及适时采取价格临时干预的各项措施，维护粮食市场的正常秩序。
实行市场价格监管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必须及时掌握准确的主流信息，严防投机陷阱。国际市场充满风险和投机。面对国际投机资本对市场粮价飚升推波助澜的风浪，我国粮食企业必须高度警惕跨国粮食垄断集团制造“粮食陷阱”，力戒上当受骗。近年来，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趋势加速，金融市场与商品市场的互动性增强，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受美国次贷危机和美元贬值的影响，证券、债券等传统投资产品的风险性加大，对投机资本的吸引力下降。部分国际投机资本便流向粮价飙涨的粮食市场进行投资炒作。投机资本惯用的伎俩是大幅度抬高和操纵粮食期价，推波助澜造成市场假象，以从中谋利。目前，我国粮食期货和粮食外贸在世界粮食市场上基本没有话语权，包括现货与期货在内的信息不对称，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际粮食“大鳄”。面对这种新情况、新问题，我国必须加强信息分析和综合研究，向国家和企业提供独立的、准确的、及时的主流信息作为决策依据，以掌控粮食主动，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而跌入“粮食陷阱”，损害国家粮食安全。
第六，继续采取“环境友好型”可持续发展模式。农业和粮食是具有生态性、风险性的产业，受气候的极大制约。气候日趋变暖和严重灾害频仍导致全球粮食减产，对中国的危害也令人惊心。据中央气象局测算，从20世纪90年代起，因气候灾害导致中国每年经济损失超过千亿元人民币，约占GDP的3%～6%，导致粮食减产1000万吨～2000万吨。由此可见，有效改善生态环境和抵御自然灾害，是农业粮食持续增产的必要举措。鉴于此，中国和世界都有义务，共同采取切实行动，防止全球气候变暖。就中国来说，要坚定不移走“环境友好型”可持续发展道路。一方面，要共同采取保护大气、保护清洁水源、防止和减轻环境污染的力度，增强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另一方面，要积极采取“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实行资源“减量使用、再生使用和循环使用”的“3R”原则，既避免浪费资源，又防止环境污染。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意义深远。
（作者系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