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形势与战略专家座谈会记实

 

主持人：房维中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会长

与会者：周大地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

        潘家铮    中国工程院院士，水电专家

        潘自强    中国工程院院士，核电专家

        李京文    中国工程院院士

        乌荣康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

        周小谦    原国家电力公司总工程师

        姜绍俊    国家电网公司战略规划部原主任

        周凤起    国家发改委能源所原所长

        刘  孜    国家环保局助理调研员

       

 

今天请各位专家来座谈一个问题，这就是如何以有限的能源消耗取得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具体地说，就是在2001年到2020年这20年间能不能做到以能源消费总量翻一番来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翻两番，并以此来确立国家在这20年中的宏观调控目标。

 

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

 

2001年到2020年20年间GDP翻两番，已经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确定下来了。没有定的和必须定的是以多大的能源消耗量来保证实现这一目标。

 

在制定“十五”（2001-2005）计划的时候，曾经规定一个五年能源目标，这就是GDP年均增长7％，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长3.26％，单位产值能源消耗五年降低15%-17%。按照这个指标计算，2005年的能源消耗总量应为15.3亿吨（标准煤），万元产值能耗应为1.22吨。计划执行的结果，却是面目全非。GDP预计每年增长8.8%，五年增长52％；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长10%，五年增长62％；万元产值能耗五年上升7%，达到1.55吨。2005年能源消费总量为21.1亿吨（标准煤），比计划多出5.8亿吨（标准煤），折合原煤8.1亿吨。这就是说，“十五”GDP的超计划增长，是建立在无限制地消耗能源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不是这样，“十五”期间绝不会出现煤、油、电、运那样全面紧张的情况。

 

这就使我们认识到一个问题，这样敞开口地消费能源是不行的。能源是有限的，必须节约使用，不可能无限度地消耗。20年实现GDP翻两番，必须规定出一个能源消费指标，以这个指标来调控经济的增长。在1981年到2000年的20年间，我们已经用能源消费总量翻一番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还多。那么2001年到2020年的20年间能不能也用能源翻一番实现GDP翻两番呢？

 

有人说不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要多发展一些重化工，今后20年能源消费总量要比过去多。

 

有人说能。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发展和信息化远远高于过去20年，而且服务业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依靠这些，过去20年能够做到的，今后20年也能够做到。

 

关键还在于对今后20年（2001-2020）能源供应总量如何判断，能源消费总量比2000年翻得再多能不能翻上去？如果翻不上去，那说什么都没有用，必须乖乖地按照能源供应的可能去安排经济的增长速度。

 

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今后20年（从2001年算起）能源供应总量能不能做到翻一番和怎样做到翻一番？有资料表明，在生产条件和环保条件允许的范围内，2010年我国煤炭产量的上限是22亿吨，2020年也不超过25亿吨。石油作为一次能源可以从国内和国外多搞一点，但也受到国内的储量和国外进口份额的限制。出路在于多搞一些水电和核电，以及多搞一些新能源。

 

第二个问题，就是20年能源供应翻一番，四个五年怎么划分？第一个五年增长62％，这已经成为事实，后三个五年还剩下38％。38％，怎么分割法？第“十一五”分多少，怎么个控制法？前一个五年搞多了的，必须从后三个五年找回来，这是无法讨价还价的。按照 “十一五”建议，2010年单位GDP消耗的能源要比2005年降低20%。按此比例计算，2010年能源消费总量要达到24.1亿吨，比2000年增长85%，万元产值能耗1.24吨。这就是说，前十年能源消费增长85%，后十年还剩下15%，必须每个五年计划再降低20％，或者多一些，达到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比2000年翻一番的目标。

 

第三个问题，全国定下来20年能源消费总量翻一番支撑GDP翻两番，怎么把它贯彻到每一个省、市、自治区，使每一个省、市、自治区的GDP增长都有一个能源供应的限制，而不是再“敞开口”地消耗能源。现在大多数省、市、自治区提出“十一五”的GDP增长速度都在10％以上，如果在能源供应上对每个省、市、自治区没有一个限制，那“十一五”的单位能耗自然控制不住。如果GDP控制不住，单位能耗也控制不住，那能源消耗总量就控制不住。

 

资源、环境关系全局，关系子孙后代，必须由国家进行全面安排，实现国家的意志，决不能听任各地区自由行事。根据多少年的经验，由国家把各地区的GDP增长指标统管起来是不可能的，但是由国家规定各种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能源消耗标准，从而限制各地区的能源消费总量是有可能做到的。管住了能源，也就限定了各地区的GDP增长速度。你有本事节约使用能源，你的GDP就可以增长得快一些，否则你只能慢一些。靠无限扩大能源消耗来加快GDP的增长速度那不是本事，靠节约能源消耗来加快速度那才是真本事。

 

周大地：我国在能源问题上缺乏战略性安排

 

中国经济多年的快速增长使我们的能源供应显得有些捉襟见肘，某种程度上，能源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认为解决的办法就是要努力开发出更多的能源，保证充足的供应，而且这已经成为很多地方的经济增长点。

 

当然，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储量来支撑我们持续开发更多的能源，这当然是好事。但问题是，我们到底有多大的家底？我们是否还可以沉醉在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表象之中？

 

“十一五”规划建议里有两个定量的指标是很明确的：一是争取在2010年比2000年人均GDP翻一番；二是在“十五”末期的基础上把单位能耗降低20％。这两个数字的提出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及时的。

 

能源可供多少？我们先预测一下2020年的情况。

 

从目前各方面的观点看，石油1.8-2亿吨。提出2亿吨以上，并且认为2亿吨以上可以长期维持的观点不太多。因为如果想临时把产量搞上去的话，很可能意味着以后降下来会更快。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考虑短期两三年的事情，而要考虑能否可持续发展。

 

煤炭到底能生产多少？如果按照山西省现在对资源开采的强度计算的话，全国也就22亿吨左右。山西省煤炭开采强度是非常高的，而且自然资源破坏也达到一个比较明显的状态。当然有一些产煤省市仍然认为煤炭产量可以大幅度增长。但是一旦放开将不可避免出现安全问题以及煤矿寿命问题。现在安全问题已经很突出了，矿难频发，不断死人。所以，如果我们再提高煤炭产量、增加生产压力，势必会造成更多的非法开采、不合条件开采，而这正是我国煤矿安全事故频发的主要原因。如果真要做到不死人，或者像国外那样死亡率那么低的话，就必须提高煤炭生产的集中度和机械化程度。这样，相当一批煤矿就必须退出。

 

天然气比较保险的数字是1200亿立方米，但是也有人提出1500亿立方米，也有人提出1700亿立方米，不过1500亿立方米以上是没有被正式认可的。

 

水电的数字，考虑到比较合理的开采，2020年能达到2.2-2.4亿千瓦，如果加上小水电有人说可以达到2.7亿千瓦。但是，水电现在受到移民问题的困惑，另外加上环保问题，以后继续往下搞也就是3亿千瓦左右。

 

核电的计划是到2020年达到4000万千瓦。我认为，目前的管理体制对核电发展技术选择举棋不定，核电建设过慢。要加速核电发展，必须采取比较大的措施才行。从需要看，核电应该更多搞一些，但考虑到核电建设周期长，2020年能够完成预期目标已经要做认真努力了。

 

以上这些大约加起来能折合23亿吨标准煤。除了这些常规能源以外，乐观地加上3亿吨生物质能，我们国家自己能生产的也就是26亿吨标煤。不够的需要进口，特别是石油需要增加进口，但这又遇到一个石油安全的问题。

 

从节能方面讲，中央提出的目标是2010年要实现单位能耗比2005年降低20%，这个目标如何实现，我认为心里没底。当然，如果真想做也可以做到，关键就在于是不是上下能够一条心，真正做这件事。

 

“十一五”期间，很多地区都想把经济发展速度搞到10％以上，这种情况下肯定还是铺摊子，大搞项目建设。一般来讲还是奔着大化工、大石化、大冶金或者重型加工基地去的，这些都是要消耗大量能源、原材料和土地的，依然是我们早都不提倡的外延式增长。

 

这样一来，“十一五”期间要想真正把能源消耗降低20％，每年节能达到4.5％，就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总之，“十一五”的挑战是全面的。如果大家不充分认识到问题的严峻和紧迫，不在投资方向、消费方向上做好政策引导，包括价格机制和管理体制的改革，最后又可能出现愿望是愿望、实际是实际、愿望和实际相脱节的结果。

 

我觉得现在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我们太注重短期解决能源问题而缺乏战略性安排，目前高速度的能源发展基本上是建立在以煤为主的基础上。不但一次能源里煤炭产量增长很快，而且发电也还是以煤电为主，因为靠其它方式发电一时指望不上，所以要快速发展就是抓紧上煤电，大、中、小煤电一起上。

 

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在能源供应上并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出路。尽管有许多设想，包括核电或者其他能源，还有进口，但是迄今为止这些都还是一种设想，而且没有起到根本性的改变作用。

 

我们应该很好地考虑整个能源供应战略，中国是不是还可以长期以煤为主？19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以后，发达国家开始进行战略性大调整，包括法国、日本。法国当时就开始搞核电，到现在法国的核电站的发电能力占到一次能源供应量的38％，在整个能源结构里起到了很大作用。

 

中国应该想长期战略，而且“十一五”应该开始做，能源结构调整需要较长时间的持续努力才能见效。因为能源建设往往有30年、50年的寿命。特别像核电这样的设施，过去能用40年，现在延长到60年，一般的电厂用30年、40年也是很正常的，煤矿一旦开了也能搞50年、100年，所以，现在能源技术、能源路线的调整应该充分考虑今后怎么办，要考虑持续增长，而不只是近两三年的事情。

 

中国人口众多，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使我国广大人民能够共同富裕起来。我国的能源发展目标也是使我国绝大多数人民能够得到充分而合理的、清洁而方便的能源服务。我国的能源发展战略要考虑到为大多数人服务的问题，而不是仅仅满足少数高端消费者的需求。目前世界上的能源消费走的是两极分化的道路。占世界人口不到25％的发达国家，消费了世界能源总量的65.5%，石油的66%，天然气的75.4%，核能的93.8%，而占世界人口3/4的发展中国家，只能消费不到1/3的能源。许多国家根本得不到起码的能源服务。这就是现在的世界经济秩序形成的现状。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世界能源市场和资源分配的结果就是，富裕国家可以充分占有各种自然资源，而发展中国家却长期处于不能享有基本能源服务。

 

现在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不管从能源等自然资源的实际可获性出发，还是从我国的社会发展目标出发，我们都不能以发达国家目前的高能源和资源消耗方式作为自己的发展模式。事实上，如果我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像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那样消费能源，现在的世界能源市场必然出现真正的全面紧张，能源的争夺将十分激烈，能源价格将继续大幅攀升。中国只能开拓新的发展道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争取用较低的人均能源消耗，实现我们民族振兴的宏伟目标。

 

我国提高能效的潜力巨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有现实可行性。只要政策引导方向正确，市场信号如实反映我国的资源短缺、环境容量极其有限的事实，提高能效的技术得到充分的应用，人们形成资源节约型的合理消费习惯，就可以大幅度提高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用明显低于现在发达国家人均水平的能源消费，使我国人民能够得到充足和合理的能源服务。

 

提高能效、建设节约型社会更重要的效果，是促进我国技术进步，推动我国在能源和资源利用技术、环境保护技术，包括各种和能源环境有关的技术产品，例如各种交通工具、建筑物、工业技术、家用和办公用设施方面全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同时，这也是提高我国经济竞争力，增强国家安全的重要和必要的条件。

 

 

 

从横向比，十五期间我国单位产值的能耗是日本的7.6倍，是美国的4.2倍，是印度的1.5倍。从纵向比，20世纪80年代能源弹性系数是0.44，90年代降为0.2，2001-2005年上升到1.2。无论从纵向还是横向看，我认为到2020年以能耗翻一番支撑GDP翻两番的目标不仅有潜力完成，而且非达到不可。

 

我们在研究水资源的时候，得到一条结论：必须以供定需，不能以需定供。能源情况也只能以供定需，在这个基础上求发展。如果供应的能源满足不了要求，不是要增加能源供应，而是要想办法改变方式，改变做法，提高效率，降低需求。这个最最重要的基本思想，希望能够得到领导确认，全国人民确认。

 

现在，能源问题为什么搞得这么严重？最根本的原因是速度搞得太快，能源增加得再快也跟不上。各地在发展的时候，只考虑需不考虑供，结果需上来了，供不上。

 

就需求本身来说，有三个问题：

 

第一，经济结构不合理。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化工业搞得太多了，而且来势凶猛，星罗棋布。这样的产业结构，能源怎么能不成问题？

 

第二，技术水平太低。这几年上了不少设备、技术和工艺落后的产业，更加加大了能源消耗。

 

第三，生产生活中浪费糟蹋现象太严重。比如煤是非常宝贵的资源，但是在开采中采出率太低，平均只采出30%左右，低的只有百分之十几，绝大部分都糟蹋掉了。还比如发电，千辛万苦发出来的电，很大一部分在输送过程中损耗掉了，至于生产中的浪费、生活中的糟蹋，更是一言难尽。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中国是个贫穷的国家，同时也是糟蹋浪费最严重的国家。很多外国人都觉得很奇怪，参加一次宴会丢掉那么多东西。

 

解决能源紧缺之道，最根本的是认真落实中央的精神，科学发展，搞循环经济，搞可持续发展，建设节约型社会，合理、高效的利用能源。

 

有几个具体想法供大家参考：

 

第一，对各省区、各行业合理分配能源。

 

像黄河一样，黄河一共就这么点水，由国家分配，这个省多少，那个省多少，每个省不能“超用”。当然要合理分配，不是平分。从严分配，就给你这么点能源。这个任务交给发改委，责任非常重大。

 

第二，将能耗定为考核政绩和成就的指标之一。

 

考核政绩也好，考核成就也好，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个企业，不应以GDP论英雄，要考核经济效益，考核能耗水平。如果能耗超标，一票否决，取消所有的荣誉和成绩，而且追究负责人的责任。报能耗数据要绝对客观准确，要专门检查，如果查出来弄虚作假，处分更严重。分配能源，考核能耗指标，采取这两条措施，可以迫使那些负责人考虑走哪种道路，怎样发展经济，而不再是做懒汉，走老路。

 

第三，公布能耗水平。

 

对所有耗能大的企业，应该定期公布国内外同行业耗能水平，把本企业的能耗水平排进去，看这个企业究竟是排在光荣榜里还是排在耻辱榜上。一些重点企业指标要在全国定期公布，要在媒体上公开曝光。如果是最低水平，还需要讲清道理，为什么人家耗能这么低，你这么高，是什么问题，打算怎么办，要讲清楚。只有这样，才能触到痛处，才能找出措施，让企业生存下去。

 

第四，高耗能产品必须限期淘汰。

 

有很多产品老百姓天天用，都要耗能，这些产品耗能水平都应该明确标识。原来有些大的家电产品，像冰箱上面已经有所标识了：一级节能、二级节能、三级节能、四级节能。我认为所有重要产品都应该有标识，对耗能大的产品，应该在法制上遏制，比如规定几级以下产品不准上市，要增设能源税。再比如说灯管，普通的白炽灯跟真正的节能灯耗能相差很大，能不能规定除了一些特殊的用途以外，一律停产普通的灯泡，全部用高效率的节能灯。还有社会上有很多陈旧的设备，耗能都非常高，都应该有制度，必须限期淘汰。要规范国家的能源政策。

 

第五，杜绝浪费，积极倡导节能。

 

对生产生活中的浪费痛下决心进行杜绝，走节能道路。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依靠三方面：第一是国家的决心和严格的法律；第二要依靠全民的教育，全民动员，让全国人民深深痛切认识到中国能源问题的严重和紧迫；第三依靠高科技的发展。

 

第六，到2020年能耗要限制在30亿吨标煤以内

 

从目前的情况看，到2020年全国总能耗可能要达到30亿吨左右，这个不得了。过去我在中国工程院担任副院长的时候，主持过中国可持续能源发展咨询工作，预测到2050年全国能耗达到30亿吨左右，当时已感到压力很大，现在看，2020年就可能达到30亿吨。我们希望能够力争减少，比如说能够减少到26-28亿吨，但至少不能超过了。这样，必须每个五年把单位能耗下降20％或再多一点，我想中央提出这个数字一定有根据。必须对各个行业、单位、地区规定耗能水平，规定应该达到的弹性系数，作为一个铁的纪律，谁也不能够违反，违反就处分。

 

 

 

核能是清洁的能源，发展核能是减少能源对环境影响的有效途径。核电链是排放温室气体最小的电能链，也是减小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有效手段。核电是安全的能源，发展核电有助于改善电能链的安全记录。核电链是外部成本最低的电能链，核电的价格与其他能源相比是有竞争力的。发展核电也有助于改善能源结构，提高我国能源的安全性。加快核电发展，已成为科技界的共识。国务院“积极推进核电的发展”的方针集中反映了这种共识。当前的问题是：如何加快核电的发展，在2020年前建成40GW（1GW=100万千瓦）。如何实现核电的可持续发展，在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使我国核电在电能中的比例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成为我国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亟待研究并需要迅速落实的问题。

 

1. 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加快我国核电的发展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核电发展已经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历程。我国核电自主开发设计能力已经基本形成。其中主要研究设计单位有：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北京核工业研究设计院、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和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堆工研究所。在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建立了许多可用于核动力研究用的实验台架，可以用于核电的研究开发和设计验证工作。为了加强核电运行研究工作，成立了核动力运行研究所。从核燃料循环看，我国已经形成从铀矿勘探开采、转化、浓集和核电元件制造的能力，能够适应核电的发展。二十多年来，我国自主设计和建造了秦山30万千瓦核电站和秦山60万千瓦核电站，引进了大亚湾和岭澳100万千瓦核电站以及秦山70万千瓦重水堆电站，国内共建成运行9台机组700万千瓦核电，还向巴基斯坦出口了30万千瓦核电站,引进的两台田湾100万千瓦核电站也将在2006年投产。综上所述可见：我国已经基本具备自主设计、自主建造和自主运行大型核电站的能力，也就是说我国已经具备了加快我国核电发展的基本条件。

 

为了加快我国核电的发展，在基本方针明确后，确定技术路线是十分重要的。国务院决定按照翻版加改进的要求，尽快开工建设秦山两座60万千瓦电站和岭东两座100万千瓦电站，对保存经过20多年培育成长起来的核电设计和建设的力量，制止人才开始流失的趋势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前，根据我国能源发展的需要，开始批量建设改进的第二代核电站，即常说的二代加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第二代百万级压水堆电站是成熟技术，在世界上正在运行的核电站中这类电站所占比例最大，我国已经运行和正在建造的核电站除秦山三期外，其他也都是这类核电站。经验表明，这类核电站的运行记录是良好的。美国正在对其中在运行的核电站进行延寿，使其寿命从40年延长到60年。国际上，正在建设的核电站基本上也都是第二代。我国已经基本具备自主设计和建造改进的第二代核电站的能力。完全可以在秦山二期和岭澳的设计和设备自主化的基础上，批量建设改进第二代核电站。我国已经完成了CNP-1000大型压水堆的初步设计。这是确保在2020年前完成4000万千瓦核电装机容量的关键的一步。2020年前建设的核电站的容量主要应该是改进的第二代核电站。当然，堆型不一定仅限于CNP-1000。

 

与此同时，有必要抓紧研究和开发大型先进压水堆（即通常说的第三代）。通过十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大型先进压水堆核电站的研究开发工作，在2010-2015年期间建成首期工程，在2020年前实现标准化和批量化的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积极争取引进国外技术是完全必要的。积极引进先进压水堆技术有利于尽快掌握第三代技术，但基点是以我为主、自主创新，引进也是为了更好的创新。在2020年前实现第三代压水堆电站标准化和批量化的目标与国际上发达国家的目标也是同步的。

 

为了在30年（即2035年）左右的时间中使我国核电在电能中的比例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我国核电装机容量应达到150GW。如果第三代压水堆在2020年左右能够实现标准化，经济性也可以达到预期的低成本，则以后我国发展核电的主要堆型应是第三代堆型。

 

2. 加强铀资源的开发，积极开拓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保证核电的可持续发展

 

铀资源不可能成为核电发展的不可克服的制约因素。首先，我国已经探明相当数量的经济可采的铀资源，可以满足2020年前核能发展的需要。从已有地质勘探资料看，我国可能是一个铀资源相当丰富的国家，我国还有相当大面积的区域没有进行普查，已经进行详查的区域钻探深度也均在500米以内，预计还有很大的潜力。其次，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估算，世界已探明的经济可采铀资源可供世界核电站使用50年以上。通过国际贸易可以购买所需铀产品，也可以通过双边合作开采海外铀资源。第三，通过乏燃料的后处理，利用回收的铀和钚，可以使铀的利用提高1倍。发展快中子堆，可以使利用率增加几十倍。即世界已探明的铀资源可供利用几千年。第四，与燃煤电站煤的价格对电价影响很大不同，铀的成本仅占核电成本的2%-3%。铀价的变化对电价影响很小。前面所说的“经济可采”铀资源变化是可以很大的。价格提高，“经济可采”资源量也就增大。铀资源也就不仅限于常规铀资源了。如果能够实现海水提铀，那铀资源实际上就是“无限”了。

 

铀资源不是核电发展的不可克服的制约因素。但它确是核电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有必要加大地质勘探力度，提高勘探技术，使我国经济可采铀资源数量能够至少供核电站使用40年以上。加强铀的提取技术的研究，提高铀资源的利用率，使本国生产的铀占核电站需求量的比例经常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比例。与此同时，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并建立必要的铀储备。

 

3. 核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核能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

 

确保核安全，积极推进放射性废物管理，是保证核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核电发展的历史表明，核电是一种安全、清洁的能源。但我们也要牢记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沉痛教训。确保核电站不出现任何事故，并使事故降低到尽可能低的水平。加强废物管理，使废物产生量减少到尽可能少的水平。

 

我国核工业和核能发展的历史表明，核工业是安全的工业，核能是安全清洁的能源。为保证核工业的安全，在创业初期就成立了专门安全机构。为了保证核电的安全，在1984年成立了国家核安全局。我国核工业从上世纪中叶创业以来，没有发生过一起辐射致死的事故，没有一例急性放射病，也没有发生过对环境产生明显影响的事故。我国核电站安全运行的业绩也是良好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我们的差距。从整体上说，我国安全文化素养还有待提高，公众沟通和透明性也需加强。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核电的安全性，建议我国有关部门制定以核安全为主的具体考核指标，其中包括安全文化素养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等。为了加强核安全的基础研究，成立专门的核安全研究所也是必要的。

 

 

李京文：变“事后调整”为“事前控制”

 

我们能源今后的产需矛盾、供需矛盾肯定越来越大。

 

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第一，产业结构的问题。能源消耗重点集中在第二产业，例如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等高耗能产业，这两年增长猛烈。我们在理论上可能也有一点偏差，强调现在处于工业化中期，要大力发展重化工，因此都在重化工上下工夫。要研究一下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是不是应该适当地控制重化工的发展，把主要力量放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放在发展现代服务业上。通过各种政策规划抑制重化工发展，抑制高能耗产业发展，以此来控制增长速度，尽管增长速度一般情况下很难控制。

 

房维中同志的意见是有道理的，能不能用能源消耗指标控制各地的发展。可以考虑今后除了制定GDP增长的计划以外，我们的计划还要分配资源，包括环境资源，每一个省份你有多少能源，规定你单位产值能耗降低多少，环境污染降低多少。每个省按照给你的资源发展你的生产，选择产业结构，确定增长速度。

 

过去我们应用投资杠杆很灵。我年轻时参加计划会议，每年计划会实际上就是分投资会，投资分配完了生产指标自然就定了。我们光讲增长指标，产业指标，不讲资源分配不行，必须搞资源分配。具体怎么分配要研究。通过能源的合理分配，控制经济适度增长，促进协调发展，我觉得这还是有可能做到的，理论上也站得住脚。总的是市场配置资源，但对紧缺的资源，市场配置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通过计划来配置是必要的。这不是恢复计划经济，这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方法，从没有发生问题就开始调控，而不是到出现问题再调控，不是事后调整，是事前控制。

 

第二，调整能源结构。目前，能源结构里煤炭比重很大；石油也不小，石油占22.5％；天然气占2.1％，水电占2.0％，先进能源占能源结构的比重比别的国家低。要降低煤炭的比重，降低石油的比重，加快核能、水电和其他新能源的发展。天然气，应该提倡加快发展，比如我们汽车可以用天然气替代石油。国外一般天然气用在公共汽车、出租车上，提倡用天然气而不用汽油。我们国家全国有大约100万辆出租车，每个出租车按照其出车率耗油量来讲，等于五六辆私家车。应当规定，出租车改为用天然气，而不用汽油，这样可以大量节约汽油，提高石油安全度，在这方面是可以做的。

 

第三，政策上、组织机构上应该进一步加强对节油这方面的控制和管理。有些同志提出应该恢复能源部，我觉得这是很正确的。上次机构改革，第一产业的农业部保留了，第三产业的商业部、外经贸部合成了商务部，交通保留了两个部（交通部、铁道部），民航总局也升为部局，对第二产业各部统统撤销掉了，能源那么重要竟然没有专门机构管理。2004年在发改委设了能源局，一个局管理很困难。现在成立了能源领导小组，成立能源办，但是总像一个临时机构，应该恢复能源部。能源问题已经那么紧迫了，当断不断就把事做乱了。

 

第四，应该调整整个生产要素的价格。中国生产要素价格特别低，劳动力价格很低，工人工资比较低，农民工工资特别低。资源很便宜，矿产资源也好，能源也好，各种农产品资源也好，都以很低的价格卖给生产企业，生产企业固然可以多赚点钱，但是带来的后患就是对资源很浪费。而且出口时外国人说你这是低价倾销，要制裁咱们，要投诉咱们。对各种生产要素，包括能源，应该研究如何调整它的价格，使它能够更有利于整个经济协调发展，有利于资源节约。当然这样做是不是会有负作用，大家看到资源开发可能赚钱比较多，都想开发，这里面可以用一些补救办法。资源价格上涨以后，可以提高生产资源企业所得税的征收率。我们要用各种方针政策限制能源的高消耗，促进资源的节约，促进生产的发展，促进经济繁荣。

 

乌荣康：“十一五”期间煤炭生产规模如何平稳增长？

 

“十五”期间，我国的煤炭生产和消费呈现了超常规的发展态势，由2000年的9.99亿（国家统计局）吨增长到2005年的21亿吨(预计产量)，平均每年增长2亿多吨，年均增长约16%，煤炭消费弹性系数从1997年开始直线上升（图1）。

 

图1   中国1990-2004年煤炭消费弹性系数变化曲线图

 

近几年的煤炭生产消费形势，暴露出了我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一是能源利用效率低，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约占世界生产总值的4％，但煤炭消费量占世界消费总量的1/3。二是资源浪费严重，在煤炭生产方面，受市场需求拉动，煤矿“采肥丢瘦”、“采厚弃薄”，低水平重复建设。资源回收率低的小煤矿产量快速增长，全国矿井平均煤炭资源综合回收率仅为30％左右，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损失；在煤炭消费方面，煤炭转化技术工艺落后，生产结构不合理，单位产品煤耗高。三是超强度的煤炭开采和直接燃烧，引发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的生活质量。如我国酸雨控制区面积不断扩大；全国第一产煤大县——神木县有近3万亩的农田因采煤沉陷，水源渗漏，植被枯死，无法种植农作物，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伴随着新一轮煤炭资源大规模开发而雪上加霜。四是煤矿安全问题突出，煤矿超能力生产和无能力生产引发重特大事故频发，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影响。

 

 

煤炭是我国重要的优势矿种之一，查明的资源储量和可采储量均居世界第二位；资源分布广泛，呈现西多东少、北多南少的格局；秦岭、大别山以北，煤炭储量约占全国总储量的90.7%，其中晋、陕、蒙三省（区）占全国的65%。秦岭、大别山以南，煤炭储量仅占全国总储量的9.3%，且集中分布在贵州和云南两省，约占秦岭、大别山以南地区储量的73%。

 

按照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与煤炭资源禀赋特征，将煤炭储量分布大体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发展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发展区煤炭资源储量分布情况见表1。

 

表1         全国煤炭资源储量状况表                 单位：亿吨

发展区	规划区	矿区数	储量	基础 储量	资源量	查明 资源量	储采比(年)
全国合计		6111	1892.68	3342.03	6868.53	10210.56	94.77
东 部 调 入 区	北京、天津、河北	274	42.27	97.71	81.32	179.03	49.35
	辽宁、吉林、黑龙江	641	68.32	159.4	155.09	314.49	36.54
	江苏、安徽、山东、河南	781	174.41	370.43	415.62	786.05	43.82
	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	1618	23.94	46.54	44.82	91.36	21.96
	小计	3314	308.94	674.08	696.85	1370.93	——
中部供给区	山西、内蒙古、陕西、宁夏	1208	1267.32	2133.78	4726.18	6859.96	146.34
	贵州、云南、重庆、四川	1051	243.83	367.65	494.79	862.44	86.16
	小计	2259	1511.14	2501.42	5220.97	7722.39	——
西部自给区	西藏、甘肃、青海、新疆	538	72.6	166.53	950.71	1117.24	89.63

注：资料来源国土资源部《全国储量资源量通报》（截至2003年底）。

 

我国煤炭资源分布的总体格局是，东部地区煤炭资源主要富集于黑龙江、山东、安徽、河南、河北五省，其他各省（区市）相对贫乏；中部地区煤炭资源丰富，以晋、陕、蒙三省（区）最富集；西部地区煤炭资源相对丰富，受地区经济发展条件限制，距煤炭主销区运输距离较远，仍以满足本地区需求为主。

 

从全国煤炭资源赋存条件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分析，我国东部的京津冀、东北、华东、华南和中南等地区，煤炭开发强度较大，煤炭产量增长空间不大。其中，京津冀地区煤炭产量已经达到8500万吨左右，可供建设新矿井的资源不多，并且，将陆续有老矿井因资源枯竭而关闭。“十一五”期间，将维持在8500-9000万吨。

 

东北地区储采比仅为36.5年，2004年该区煤炭产量已达到1.7亿吨，辽宁、吉林两省大部分矿区为老矿区。两省九个主要煤炭企业，有七个企业资源萎缩，能力下降。黑龙江省资源相对丰富，但煤炭生产能力增长空间很小。“十一五”期间，东北地区煤炭生产规模可能保持在1.8-1.9亿吨。

 

华南和中南地区是我国主要煤炭消费区。2004年煤炭产量约2.0亿吨，华南地区煤炭资源缺乏，两广、两湖等省（区）因煤炭资源条件制约，生产规模难以增长。河南是煤炭生产大省，省内大部分煤田已经开发，剩余可采储量为56.5亿吨，储采比仅为37.7年，作为中部地区主要煤炭供应地，产量维持在1.4亿吨左右是比较合理的。“十一五”期间，华南和中南地区煤炭生产总规模将在2.1-2.2亿吨。

 

华东地区，2004年煤炭产量约2.7亿吨，江苏、江西、福建等省受煤炭资源条件制约，产量已无增长余地。山东省煤炭开采历史长，资源开发强度大，产量难以增长；安徽省近年来产量快速提高，未来仍将有所增长。“十一五”期间，华东地区总煤炭生产规模将维持在2.8-3.0亿吨。

 

新疆和甘肃受经济发展与运输条件制约，煤炭产量主要是以满足区域内的需求为主。煤炭产量有所增加，生产规模将达到6000-7000万吨。

 

图2   2000、2010年全国主要煤炭产区产量变化形势分析图

 

综上所述，2010年前，京津冀、东北、华北、华东、华南、中南和新疆甘肃等地区总的煤炭产量将达到8.2-8.7亿吨。按照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目标，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组织专家研究，认为2010年全国煤炭供应量为22.2亿吨是比较合理的。根据对全国各产煤区产量形势分析，晋陕蒙宁和云贵川渝两大煤炭产区的煤炭产量将达到13.5-14.0亿吨。其中，云贵川渝地区，按目前煤炭产量和资源条件，以及新增产能规模，2010年产量将增加到3.5亿吨左右；比2004年的2.5亿吨增加1.0亿吨；晋陕蒙宁产煤区的煤炭产量将增加到10.5亿吨；比2004年的8.5亿吨增加2.0亿吨。

 

从全国煤炭资源分布和赋存条件分析，未来煤炭产量增长，越来越向晋陕蒙、云贵等省（区）集中。但从资源与环境的关系分析，晋陕蒙宁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承载力低；云贵川渝地区的煤层大部分为高硫煤，如果大规模开发，资源与环境的矛盾将更加突出。同时，从“十五”期间煤炭产量快速增长的情况分析，有近1/4的大中型矿井超能力生产，矿井水平接续紧张或失调，煤矿安全形势严峻，严重影响了煤炭工业的可持续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国民经济必须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作为国民经济中重要的基础产业的煤炭工业，在“十一五”期间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生产规模的平稳增长。为此，需在以下四个方面努力：

 

 

调整优化煤炭资源开发和生产布局要坚持“稳定东部，开发中部，发展西部”的原则。东部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也是主要煤炭消费区，但由于煤炭开采历史长，大部分矿区后备资源不足，一些老矿区资源萎缩。为提高东部地区煤炭自给能力和持续供应能力，应加大现有矿区周边和深部的资源勘探，增加煤炭资源储量。实施产量置换措施，稳定东部煤炭产量。中部地区是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如晋陕蒙、云贵等省（区），煤炭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大。加大中部地区煤炭开发强度，是支撑区域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需要。但这些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煤炭资源开发必须与环境保护同步进行，煤炭开发规模必须与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我国西部的新疆甘肃等地区煤炭资源丰富，但受地区经济发展和运输条件制约，煤炭资源开发强度必须与区域消费需求和就地转化能力相结合，防止盲目扩大开发规模。对于新疆地区整装煤田，国家应进行科学规划，制定保护性开发措施。

 

 

“十一五”期间，在煤炭资源管理方面应重点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加快大型煤炭基地建设。国家13个大型煤炭基地建设，将使基地内煤炭产量将达到全国煤炭总产量的60％。为保障基地内资源有效供给，大型煤炭基地内煤炭资源的矿权设置要通过资源整合，提高煤炭生产集中度；同时，推动煤炭行业的结构调整，依靠大基地培育和发展大型企业集团，使大型煤炭基地真正成为国家现代化煤炭生产基地和出口煤生产基地。

 

二是坚持发展先进生产力与淘汰落后生产力相结合的原则。改造、兼并一批中小煤矿，提高生产规模和企业市场竞争能力，淘汰规模小、技术装备落后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小煤矿，提高行业整体生产力水平，稳定煤炭市场秩序。

 

三是加强国家对煤炭资源的宏观调控力度。在完善《矿产资源法》和《煤炭法》的基础上，依法整顿煤炭资源市场，按照统一规划，确定煤炭资源开发区、储备区和保护区，建立国家稀缺和优质煤炭资源储备制度；根据国民经济发展需要，有效控制煤炭资源的投放量和投放速度。

 

四是建设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资源有偿使用机制。实行资源的有偿使用体现了国家作为资源所有者的权力和应得的收益，有利于控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浪费性开采。研究资源的有偿使用机制，要充分考虑我国煤炭资源的赋存条件和区域经济的差异性，统筹考虑煤炭资源税费改革办法，切实减少企业的不合理收费和经济负担。

 

五是煤炭建设项目必须符合国家煤炭产业政策、煤炭生产开发规划和矿区总体规划。根据煤炭资源条件，设定不同煤炭资源区矿井井型建设标准，矿区环境保护标准，以及煤矿从业人员的配备标准等。

 

 

我国能源资源特点是富煤、少油、缺气，煤炭在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中一直占重要比例。这种结构从资源、环境的承受力来看，是必须要调整的。

 

现阶段，应主要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要加大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加强水能、核能、风能和生物质能的建设，减少煤炭消费比例。

 

二是加强煤层气开发利用。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先进技术，组织技术攻关，制定煤层气开发利用机制和鼓励政策，提高煤层气开发利用水平。我国煤层气资源量估算值为30-35万亿m³，每年因采煤向大气排放的煤层气为80-100亿m³。按等热值计算，利用10亿m³煤层气相当于节约186万吨煤炭。

 

 

按照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的目标，把节约煤炭资源放在重要位置，制止高耗能行业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鼓励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装备，淘汰高耗能、高物耗、高污染的落后生产工艺和技术，降低消耗，节约能源。逐渐将资源与环境消耗由生产者付费向消费者付费转变，增加煤炭消费型税种，即，对煤炭消费企业增加碳税、硫税等资源、环境消耗性税种，增加煤炭使用成本，促进煤炭消费企业加强节能技术投入，提高技术水平，降低煤炭单耗，有效控制煤炭消费量。

 

 

我国当前处于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对电力的需求十分巨大，“十五”以来，我国电力发展规模之大、速度之快，电力市场需求之旺盛，确为世界罕见。2004年我国一年新增装机5000万千瓦，打破了世界各国年增长量的历史记录。即使如此，2004年全国发电设备利用小时已达到5460小时，超过了世界上平均利用小时约1000小时的情况下，全国仍缺电3500万千瓦，24个省市拉闸限电。今年由于去年大规模投产，加上今年继续新增发电装机预计全年7000万千瓦左右情况下，缺电有所减少，但仍缺2500万千瓦左右。预计2006年全国新投产容量又要在7000万-8000万千瓦之间，电力供应将进一步缓和，但局部地区仍然缺电。以上足见我国电力需求规模之巨大，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所不能比拟的。

 

电力如此快速发展，但我国人均用电水平2004年仅只有1680千瓦时，这一水平仅为2000年世界平均水平的70%，为OECD国家的20%，这也说明我国电力市场容量还非常大。为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速度增长，预计快速大规模的电力发展还需要延续相当长的时间。

 

到2010年电力需求最小在3.6万亿千瓦时，相应人均用电水平仅为2600千瓦时，接近于2000年全世界平均水平，提高发电装机容量在8亿千瓦以上，而到2020年需要的电量在5.5-5.6万亿千瓦时，装机容量将在11-12亿千瓦，其中水电装机容量在2.6-2.8亿千瓦，煤电7-7.5亿千瓦，气电6000万千瓦，核电4000-5000万千瓦，新能源发电4000-6000万千瓦，需要煤炭约18亿吨，天然气400亿方，每年要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约46亿吨，二氧化硫约达3000万吨，通过脱硫装置要降到800万吨以内。

 

今后电力发展任务十分繁重，一次能源供应也将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所以必须按五中全会要求，坚持科学发展观，抓住结构调整主线，做好各方面工作。对于电力来说有以下一些需要予以考虑。

 

1.      要优化发展煤电

 

我国能源以煤为基础，电力也要以煤为主，这是我国能源资源条件所决定的，因此优化发展煤电是电力结构调整的重要方面。为调整结构必须要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和技术创新，提高煤电的能源转换效率，降低发电煤耗，实现年均降低4克标煤左右，争取到2020年我国发电煤耗能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首先，在煤电建设体制上，要推进煤电一体化开发方针。建设大型煤电基地，实行煤电集约化联合经营，延长煤炭产业链，提高煤炭特别是我国煤炭资源中埋藏深度小于600米的大量的褐煤的开发利用。

 

二是在发电技术上，一方面要推广应用超临界、超超临界、大容量、高参数、高效率机组，增加其比重，以降低煤耗，节约能源；另外就是推广热电联产和热电冷多联产发电技术，提高热电联产机组在火电装机中的比重，使更多的热能得以实现梯级利用，提高效率，降低能耗，这是最有效的节能途径；其三是推广洁净煤发电技术，以及加大老电厂的小机组和超期服役机组的改造和退役力度，这些都可大大减少环境污染，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此外还有推广使用节水、节电技术，努力降低发电的资源消耗与占用。

 

2.      要加快核电发展

 

核电应当加快发展，不仅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要加快核电发展，而且在中部缺电、缺能、交通紧张地区更应加快发展。

 

当前，我国的电力结构中，与发达国家相比，主要差距在于气电与核电的比重低得多。气电少，是由于我国能源资源所决定的；然而核电的比重少，则主要决定于我国的能源政策，而不是受资源的影响。我国核电在电力装机中只占到1.7%，电量只占2.5%，预计到2010年将降为1.34%和1.96%。因此，必须要在“十一五”加大核电建设力度，以期在2020年前对电力结构调整起到一定的作用。

 

核电发展统一认识非常重要，应当统一到五中全会的精神上来，着力于改革与创新，按照科学发展观，统一步调，加强政策支持。我国核电是可以得到更快的发展的。现在规划的到2020年达到4000万千瓦是可以实现的，再多一些，5000万千瓦也是可能的。反之不改革，不创新，不统一认识，那么4000万千瓦都难以完成。

 

3.      高度重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

 

首先是要继续贯彻大力开发水电的方针，加快水电建设。我国水电建设在先后克服了技术制约，资金制约和市场条件的制约后，当前水电开发中需要认真处理好的是环境生态制约问题。因此必须认真的按照五中全会对规划建议的精神，在水电开发中要实现环境友好、社会和谐的开发方针，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做好移民安置，重视西部水电开发，“西电东送”与西部经济发展的协调。这样到2020年水电达到2.6亿到2.8亿千瓦也是可能的。

 

二是大力开发风力发电。从资源总量来看超过水电资源的风电，也是可再生能源，因此风电要像水电一样争取大力开发的方针。我国陆上、海上风力资源以十米高度预测可开发资源达10亿千瓦，超过水电的理论储量6.94亿千瓦和技术可开发的5.42亿千瓦，而在电量上将带来相当于2万亿千瓦时左右。风力发电的开发刚刚开始，在2004年仅只有70多万千瓦，因此，风电将是我国今后电力结构调整的重要方面。当前重点要做好风力资源的勘探工作，要抓好风力发电设备的国产化，特别是兆瓦级设备的制造及成本供应的国产化。在风力发电的开发初期需要加强政策支持力度，包括实行风力建设规模的配额制，电价的鼓励制度与分摊制度，以及电网要全额收购风电等。努力使风电在电力结构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争取到2020年超过现在规划的2000万千瓦，达到3000万千瓦或者更多一些。

 

此外，太阳能、生物质能的利用，都要大力支持和鼓励，以使再生能源发电在电力容量结构中的比重由目前的大约25%上升到2020年的28%以上。

 

4.      适度发展天然气发电

 

天然气是优质能源，能在电力能源结构中有较大比重是所希望的。但由于我国天然气资源有限，进口也不容易，且天然气用途广泛，因此在电力中的比重不会太高，适度发展天然气发电的方针是合适的。气电在电源中的作用重点是作为补充调峰、调频；另外，要重点用于分布式能源发电系统，发展热电冷联产，以进一步提高其使用效率。

 

5.      关于能源供应的市场

 

我国能源供应，包括电力所需的一次能源，要立足于国内，以国内供应为主。但同时要重视国际市场的供应，无论是煤炭、石油还是水能、核能。这些资源由于各国分布不均衡，以及各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对能源的需求是不相同的，由于我国人均资源与水平低，当前我国又处于重化工业的发展时期，对能源的需求量大，因此要在互惠互利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开拓利用国际能源市场，尤其是周边国家能源资源市场更为重要。在周边国开发水电、煤电以及核燃料资源，再配合以跨国电网的建设，实现跨国的更大范围与更大规模的资源优化配置是必要的。

 

6.      关于能源体制创新

 

能源体制创新，是促进能源发展，提高能源利用率，加大结构调整的重要制度保证。与电力相关的，例如：

 

一是关于促进煤电一体化的煤电经营体制，有利于提高煤炭开发的集约化程度，延长煤炭的产业链，提高煤炭的资源回收率与利用率。

 

二是建立能源规划制度，加强国家能源特别是电力的统一规划，克服目前无序竞争状况。建立电力规划前期工作秩序与相应编制论证、听证、审批等制度。

 

三是建立科学的电价和能源价格形成制度。

 

四是建立科学节能指标及其行政管理制度和经济惩罚制度。

 

当然还有重要的是科技创新，加强科技投入等等，这里不再展开。

 

姜绍俊：提高电力价格，引导理性消费

 

近几年中国电力供需十分紧张，不少地区拉闸限电，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要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去分析。

 

从需求方面看，电力消费量从2000年开始，恢复了较快速度的增长，且呈后加快态势。下表列出从1995年开始至今年1-9月份全国电力消费增长的情况：

 

时段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用电增长率%	9.07	7.12	4.43	2.8	6.56	11.36	8.09	11.6	15.3	15.05	13.49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从1995-1998年电力增长率呈现一个逐年下降的过程，1999年过渡，从2000年起呈强劲增长态势。电力增长率的波动态势反映的是经济运行的规律，这一点已为大多数国家的实践所证明，也为我国的实际所证明。从2002年开始，我国工业用电的比重呈缓升之势，工业中的主要门类如采掘业、食品、烟草业、纺织业、化工业、建材业、黑色冶金业、有色冶金业和机械制造业，以及服务业中的餐饮、商住业、公用事业的用电陡增，尤其以建材、化工、黑色、有色四大高耗电产业的用电增长更甚。我们从下表可以看出，工业用电比重和四大耗电产业用电比重的变化情况：

 

 

对此经济学界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有的说这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之后工业发展的必经阶段，说中国工业化进入了重化工发展阶段。也有的说，中国绝不可以走美欧等发达国家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越过靠资源大量消耗的工业化阶段。但不管怎样说，这几年能源强度、电力强度不断增加却是事实。下表列出从1995年到2004年间单位能耗、单位电耗和电力弹性系数变化的情况：

 

注：按1990年价格计算。

 

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相当大，借用一个物理概念——惯性，中国的经济总量越大，其惯性也越大。中国每年以高增长带来的财富增量，必定以积累和消费回馈于经济体中，高的储蓄率和相对低廉而丰富的劳动力使得中国经济仍会较好地较快地增长，在“十一五”期间电力需求仍很强劲，这就是惯性的作用。据各方面的研究结果，2006年预计国民经济高位平稳运行，增长率8.5%，全国总体单位产值电耗增长势头有所遏制，电力弹性系数也略有下降，全社会用电量27390亿千瓦时，增长10.7%。农林牧渔业用电比重继续下降，工业用电比重小幅增加，服务业用电比重基本不变，居民生活用电比重靠近2004年水平。2007年电力需求预测方案，全社会用电量为29870亿千瓦时，增长率9.1%。目前正在进行电力“十一五”规划的编制，对2010年电力需求有高、中、低三个情景方案，用电量分别为38400、36200、34000亿千瓦时，推荐方案36200亿千瓦时，这样“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长率7.91%，电力弹性可向1回归。

 

从供给方面看，电力是将一次能源转换成二次能源的产业，电力需求的增加要求一次能源的供给增加，但是当供给遭遇到资源、产能的制约时，供给反过来会要求需求理性增长。当然电力的转换能力也要适应电力需求和一次能源供给的要求。

 

从能源转换的结构看，煤、水、气、核、风这五种能源是电力转换的主要能源。由于我国能源储存条件，其中又以煤和水能为主要的能源。下表列出各年度我国电力转换一次能源的类别和比重（%）：

 

 

我国号称水电资源丰富，但近年来水电发电量的比重逐年小幅下降，这是自然地理规律和经济规律使然。尽管我国曾提出大力开发水电的方针，但水电比重难有大的提高。而在能源以煤为主体的格局下，煤电的比例在“十一五”期间难有大的降低，根据前述的预测数据，到2010年煤电的比重可降至80%。2010年火电发电供热原煤单耗536克/千瓦时，那么以此推算2010年发电供热所需的原煤为15.54亿吨。

 

发电用燃油，由1990年1500万吨降至2000年1200万吨，“十五”末降至600万吨。“十一五”期间燃油总量很少，不足以对结构产生影响，发电用燃气十五期间在250亿立方米的水平波动。“十一五”期间气电的份额将会有所增长，发展顺利的话会有1200万千瓦的气电投入，即使这样气电的比例也是很小的。

 

对于核电，政府已确定了积极开发的方针，但要落实这个方针必须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技术路线要赶快确定以二代半为主体技术、动员国内制造业上能力确保每年300万千瓦的出厂能力，“十一五”可在200万千瓦/年。至于第三代核电技术，可以研究、引进、合作生产，但那只是少量示范工程的事，不能把主体结构寄托在这上面，否则2020年装机4000万千瓦的目标就会落空。第二要打破垄断，适度调整核电进入门槛，调动各方面发展核电的积极性，特别是几个大的发电集团，应当允许他们参与核电开发。

 

对中国风电资源普遍的看法是很丰富，有说10亿千瓦，还有人说20亿千瓦，但那只是一个概念。真正能开发的当数几十米标高，风强达到一定数量，持续时间超过2000、3000、4000小时的风能，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进行这样的查测。国家确定2020年2000万千瓦的发展目标，“十一五”期间将采取若干政策措施，为风电开发开路，关键是两条，一是配额，二是摊销。即使这样风电也还不能影响电力能源的主体结构。

 

如果一次能源足够，对电力工业本身来说只是资金投入问题，以目前国内的装备材料提供来看，只要资金充足，每年建设7000万千瓦的发电能力应当是有保证的。事实上据统计2005-2007年三年中大约每年均可投产7000万千瓦，投资者该关注2007年之后电力装备能力是否过剩的问题了。

 

真正决定电力和一次能源供给的是需求，现在的需求过高，因而未来五年中研究制定恰当的电力消费政策，引导电力消费理性增长，提高电力使用效率，降低单耗成当务之急。关键有两条：第一是要制定具有操作力的节电规划和具体措施，其中也包括电力工业，自身消耗也要大幅度降低。第二是提高能源、电力价格，使价格能够反映能源稀缺程度，引导、影响电力消费需求。 

 

房维中：2010年煤炭产量顶多是22亿吨，比2005年增加1亿吨，发电和供热就要15.5亿吨，比2005年增加5.5亿吨，这怎么能平衡下来呢？我们现在叫“时间在前进，而工作在倒退”。我们已经搞了50多年的建设，一些地方搞火电根本不管有没有煤，上了电站就张开嘴巴要煤，要发改委给保煤，煤炭产量都是这么压下来的。上火电首先要落实煤，煤不落实就不能上火电。现在连这个常识都没有了。

 

乌荣康：2010年装机容量多少？

 

姜绍俊：总装机8.4亿千瓦。

 

周大地：8.4亿以前是2020年的目标，现在变成2010年的了。

 

房维中：“十五”的伟大之处是在一个五年干了四个五年的事。钢铁是这样，煤炭也是这样，电力也接近这样。超常规发展必然是能源和资源的超常规消费，也必然是环境的超常规污染。

 

姜绍俊：两条建议：第一，节约用电，要有具体措施，不能光是喊口号；第二，能源的价格应该往上提。

 

周凤起：能源领域亟待明确的三个问题

 

第一，这两年出现的能源紧张问题，到底原因何在？我认为不是出在能源工业本身，而是经济增长上有问题。现在说我们的经济增长率是9％、9.5％，我很怀疑。我们能源弹性系数是不是1.6？可能没有那么高，但是现在统计出来的数据就是那么高。我觉得经济增长率统计低了。

 

第二，对于能源强度增加的情况，经济学界的解释存在着重大分歧。一种认为这是发达国家走过的路，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以后，必然会经历一个重化工业发展阶段，这个阶段能源消耗就是要高，我们不可能摆脱这个阶段，这是一种观点。另一种观点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但是，什么是新型工业化道路，具体怎么来走，又不是那么清晰。思路是对的，但是具体化还没有，因此好像不能扭转这样一个局面。我认为科学发展观对这样一个根本问题要做出回答，现在还没有回答得很清楚。

 

第三，我们国家讲了多少年的结构调整，结构调整始终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重点。但是我们的结构调整，首先在产业结构调整上没有获得很大的进步。我们的三产，大概在最近10年比例没有太大变化，还是那个数，一产下降变成二产的上升，因此我们在经济结构调整上有问题，需要宏观调控来解决。第二在能源结构上，也是未得其解。我们国家能源结构应该怎么优化怎么调整，也不是很清楚。一说要优化能源结构，要增加优质能源的比重，马上就会遇到种种阻力。最后，煤炭比例还是不能够降低。到底我们国家的能源结构应该怎么样，我认为还需要认真讨论和分析。否则的话“十一五”规划也好，2020年也好，我们的前景到底是什么，都不是非常清晰。

 

刘孜：加强能源管制，限制“出优进劣”

 

我们国家能源消费以煤为主，给环境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我们国家现在大气环境质量情况是这样的：2004年有2/3城市人口生活在环境质量超过二级标准的环境中（二级是比较适合人居住的）。大气中超标的第一位是颗粒物，排在第二、三位的是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

 

颗粒物来源几方面：烟尘、工业性粉尘、扬尘。烟尘控制，从1970年开始有30年时间基本控制住了，一直在1000万吨以下，没有增加。另外，工业粉尘也在1000万吨以下，这些都是可控的。不太好控制的是扬尘，一部分是因为自然界风沙的原因，另一部分是近年来施工所造成的建筑扬尘，虽然没有很准确的数量，但也是造成颗粒物超标的重要原因。

 

二氧化硫污染近年来成加重趋势。重酸雨区每年增加几个百分点，即降雨的PH值小于4.5的区域。对两控区去年的监测统计结果是：二级以下和超过三级的都少了一些，但是超过二级的在增加，说明能源消费增长对环境影响很大。另外硫酸盐作为颗粒物，比土壤扬尘对人的危害更大，而且颗粒比较小，我们叫“细颗粒物”，在空气中飘浮时间很长，对环境危害更大。二氧化硫排放，2004年的统计数字是2255万吨，2000年是1995万吨。我们觉得统计数字覆盖面还不是很完全，就我们司组织的有关专家测算，可能要明显超过公布的数字。

 

另外氮氧化物的排放量，还没有统计数字。氮氧化物产生机理比较复杂，现在没有很严格的计算模式，我们准备从今年开始统计这个数。保守估计是1200万吨，还有人估计是1800万吨。

 

二氧化硫90％的排放量来自于燃煤，氮氧化物大约70％左右来自于燃煤。这两个都是以煤为主产生的，需要引起注意。

 

能源消费的增长，势必会给环境带来压力。所以，要保证我们的环境质量，就必须要控制能源消费过快的增长势头。

 

我建议，对能源消耗采取国家统一分配、管理的方法，不仅仅是宏观调控，还要具体调控。强制性手段的管理，比简单的宏观调控更有效一点。能源消费要给各地区分配指标，节约了要表扬，浪费了就要处罚。

 

另外要加强能源出口和进口的一些管制。前几年我曾经参加一个煤炭工作全国座谈会，对于煤炭的出口创汇，当时是持表扬的态度，现在来讲，这需要重新考虑。因为我们的能源可以说开始有危机了，如果还要出口就欠考虑，何况出口的煤炭都是优质煤。对出口优质能源应该限制。今后煤炭是不是也要考虑进口？我们也不缺外汇，能源尽量地少出口，从结构上适当进口一些能源，长远看对我们国家是有利的。进口时要进口优质能源，现在进口的石油有些是高硫的、劣质的油，买进来以后又不脱硫，这对环境危害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