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9次周期性波动。引起波动的基本原因，是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不平衡的矛盾。随着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矛盾不断缓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幅度趋于缩小。

 

 

自1952年我国完成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以后，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已经历了9次周期性波动。其中改革开放以前有5次，改革开放以后有4次。

 

比较改革开放前后的经济周期波动，有几个明显的区别：第一，波动幅度不同。改革前的5个周期，除第1个周期振幅（周期内经济增长率上下波动的离差）为9.9个百分点以外，其余均在10个百分点以上。其中第二个周期的振幅高达48.6个百分点。改革后的4个周期，除1982～1990年（第七个周期）振幅高于10个百分点（11.4个百分点）以外，其余均小于10个百分点（总体看呈现不断缩小的态势，其中第4个周期尚未结束，无法计算其振幅，但从目前的经济运行态势和宏观调控取向看，预计振幅不大）。

 

第二，波动的高度（周期内波峰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不同。改革前5个周期波动的平均高度为16.5％，改革后为13.7％，下降了2.8个百分点。

 

第三，波动的深度（指每个周期内波谷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不同。改革前5个周期波动的平均深度为－5.1％，改革后平均为5.53％（不包括尚未结束的第4个周期），上升了10.63个百分点。表明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性质已经由古典型（周期内出现负增长）转为增长型（周期内没有负增长）。

 

第四，波动的平均位势（周期内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不同。改革前5个周期波动的平均位势为5.9％，改革后为9.6％，上升了3.7个百分点，表明中长期的经济增长水平明显提高。

第五，波动的扩张长度（周期内扩张期的长度）不同。改革前5个周期的扩张长度平均为1.8年，改革后平均为2.8年，特别从第8和第9个周期看，出现明显延长的趋势，表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明显增强。

 

 

 

 

第一，改革开放前我国供求总量失衡的原因，除“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的冲击造成经济剧烈波动之外，从经济本身看，主要是：当时我国社会总供给的增长是以工业品为主导的，由于工业化在这一时期重点集中在工业基础和工业体系的建设方面，因此形成了以投资品为主的供给结构。社会总需求方面，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主要是由统一的计划决定的。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低，长期处于短缺经济，在计划经济模式下，总需求的决定受决策和计划制定者的主观意志的影响很大，短期内确实可以使总需求大大地超过现实的生产能力和供给增长的可能，但同时也造成了供求总量的严重失衡。由于主观意志违背了供求总量运动的客观规律，因此导致了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很大。虽然在短期内经济增长可以有很高的速度，但不能持久。从较长时间看，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并不高，而且多次出现经济总量绝对减少的情况。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周期具有上述特点，大的背景是党和国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避免了政治运动对经济运动的冲击，从经济本身看，主要是由于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政策，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转向市场化，国民经济开始在市场的基础上运行，政府对需求的决定作用被市场所取代，政府转为通过市场对需求活动进行调控。需求决定上的主观色彩逐渐消失，总需求与总供给通过市场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总供求之间的矛盾会通过物价水平变化迅速反映出来，政府可以及时根据市场反映的供求关系情况对需求进行调控。这样，经济总量严重失衡的现象就大大减少了。与此相联系，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小，而平均增长水平则显著提高。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仍然存在一定幅度的波动，主要原因是需求扩张的力度过大。（1）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低。1952年全国总人口5.75亿，到2004年增长到13亿，增加了7亿多人。人口的迅速增长必然要求经济迅速发展和就业机会大量增加。（2）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收入分配和经济管理制度的改革，经济的内在活力被相当充分地释放出来，表现在发展方面，就是社会总需求的快速扩张。（3）从各国的经验看，当工业化处于快速推进的阶段，社会最终需求的扩张速率都较高。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进程加快的发展阶段，需求扩张的水平也必然较高。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原因是社会总需求的快速扩张与社会总供给的增长间存在较大矛盾，因而经常引起社会总供求的失衡。这种矛盾的动态趋势是在不断减弱的。

 

 

1978～1990年期间，是我国市场化取向改革启动的阶段。针对计划经济体制管理高度集中、收入平均分配，从而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生产者积极性受到抑制的突出问题，这一时期的改革集中在放权让利上。主要是：从单一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公有制，转变为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所有制结构；从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转变为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变化，建立了市场化的基础；也改变了计划管理体制的基础。伴随这一变化，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社会再生产活动，开始以企业和居民为主体进行，计划对社会再生产的直接组织功能逐步减弱以至消失，政府经济职能从社会再生产的直接组织者，逐渐转变为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者和市场调节者。

 

这一时期处于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转换比较剧烈的时期，宏观调控仍然带有一定的计划控制的色彩，例如规模控制、指标控制等。在把握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方面，经验还不足，预见性不够高。从总体看，预见性不强，动作比较迟缓，调控措施严厉，以行政手段为主。由此导致经济波动的幅度也较大。但宏观调控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模式，在这一时期的运用大体上是正确的。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幅度虽然比较大，但与改革开放以前计划经济时期相比，还是明显减小了。

 

 

 

经过1989年第4季度到1990年的治理整顿，经济总量矛盾和结构矛盾都明显缓解，1991年起经济增长开始加快。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指出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市场的作用进一步增强，地方和企业的自主发展能力也明显提高。市场调节的主导地位在大部分生产流通领域已经建立起来，大多数产品的价格已经由市场调节。全面对外开放的格局也基本形成了。从总体上看，经济体制转轨的剧烈变动时期已经结束，中国经济进入了基本由市场调节的较快发展时期。农产品、重化工原材料、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等一些供给瓶颈逐渐消失，中国经济基本上结束了短缺，进入了全面竞争的阶段。

 

 

1992年第二季度起，中国经济开始快速升温。到1993年初，开始表现出经济过热问题。 “房地产热”、“开发区热”愈演愈烈，大量的乱集资、乱拆借，造成金融秩序混乱。社会总供求严重失衡，投资规模失控，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宏观经济环境不稳。1993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3.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1.8％，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13.2％，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14.7%，M1增长21.5%,M2增长26.5%,外贸出现35.4亿美元的逆差。

 

 

汲取20世纪80年代宏观调控的经验教训，中央政府对刚露头经济过热态势高度重视，比较早地采取了调控措施。1993年6月正式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即通常所说的宏观调控的十六条举措。主要是：坚持执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市场、有效益的生产建设和出口。在制定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中，综合运用计划、财政、金融的功能，重点是金融手段。从整顿金融秩序入手，采取“堵邪门、开正门”的措施，规范融资渠道，调整资金投向；加强金融立法，完善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实行政策性金融与经营性金融分离，以及有计划地放开金融等措施。注意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在适度控制需求的同时，强调增加有效供给。包括重点加强农业，集中资金保农产品收购，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增加农业投入，特别是两次较大幅度地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继续支持产品有销路、有效益企业的流动资金和重点建设资金需要，改善投资和生产结构。在控制投资总规模时，继续支持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总体看来，宏观调控没有采取激烈的行政手段和全面的紧缩政策，主要是有针对性的调控。

 

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还特别注意依靠和运用改革的举措为经济注入活力。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实施十四大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制定了实施框架。1994年陆续推出了计划、财政、税收、金融、外汇、外贸、价格、投资等一系列改革。

 

 

此次反周期宏观调控的水平明显提高，政策紧缩的力度比较适当，使该周期内的经济波动幅度明显减小，周期持续的时间延长。在适度控制需求，努力增加供给的综合调控措施下，1997年，经济增长率仍然达到了8.8％，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涨幅已经由1994年的21.7％回落到0.8％，出现了高增长与低通胀并存的良好态势，成功实现了“软着陆”的宏观调控目标。

 

 

 

这段时间延续了1997年的经济回落态势，在3年的时间内，经济增长率始终在8％左右波动，既没有持续回落，也没有持续回升。可以说这是两个周期过程的一个过渡时期，也是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罕见的由萧条到回升的较长时间调整。 其中的重要原因是，经济增长的大背景发生了重大改变。在全面引入市场机制以后，经过2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我国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短缺经济基本消失，代之以初步的买方市场。在这样背景下，有效需求不足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特别是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我国的外部需求进一步受到抑制，供大于求的矛盾就更加突出了。针对这一形势，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是扩大内需，同时努力保持出口的增长。

 

 

党中央、国务院在1998年初制定了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重点是保持必要的投资规模，通过政府投资增加农林水利建设，铁路、公路、通信、环保、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对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投入，提高技术改造投资的比重，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和普通民用住宅建设。199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达到13.9％，比上年提高5.1个百分点。在投资拉动下，当年GDP增长7.8％。

 

1999年，根据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特别考虑到1998年江南遭受了特大洪涝灾害，灾后重建、加强水利建设、修复水毁设施等刻不容缓，中央政府决定继续扩大建设国债发行，在1998年的基数上增发500亿元国债，使建设国债发行规模达到1500亿元。当年春季，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了扩大内需的政策，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措施：一是采取有力措施，促进投资需求较快增长；二是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着力开拓消费市场；三是千方百计扩大出口，积极有效利用外资；四是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五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在扩大内需政策作用下，进入2000年以后，经济增长出现了回升迹象。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8946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0%，增速比上年加快0.9个百分点。在国债资金的支持下，集中力量办成了一些多年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三年目标基本实现。

 

 

 

2001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增长过程，出现了一系列新特点和新问题。从2000年开始，经济增长率持续保持在高水平上；从经济周期的角度看，进入了周期的上升阶段。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局部过热的苗头和一系列不稳定、不健康因素。主要是部分行业投资增长过快，银行贷款增速偏高，引起煤电油运供应紧张，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粮食产量连续四年下降，市场粮价大幅度上涨。

综合起来看，是经济增长空间扩大和经济活动成本偏低的矛盾：一方面，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产业升级和剧烈的结构变动，形成了巨大的市场需求；新的增长内容使工业化与城市化紧密结合起来，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加快，这些都形成新的巨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土地、资金、资源、环境等方面的使用成本又很低，容易导致不计成本、忽视效益的低水平扩张，不利于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妨害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因此，经济增长中出现的问题，本质上是结构、体制和增长方式问题，是结构矛盾和体制缺陷的综合反映。

 

 

为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止大起大落，国家采取了加强宏观调控的决策和部署。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中央政府调控的重点一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开发和批租；二是银行系统的资金供给。由于对非典冲击经济后果的担心，2003年的调控力度比较温和，而且主要运用经济手段（例如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进行。

 

到2004年一季度，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方面的投资过热苗头明显，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的问题比较突出。针对形势的变化，中央政府加大了调控力度，在进一步强化经济手段调控的同时（两次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并实行差别准备金率制度），开始动用必要的行政措施（冻结土地审批一年，要求地方与中央保持一致，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进行直接审查，对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清查等）。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加大了对农业、能源运输等基础产业的支持力度。此外，还加强了煤电油运的生产调度，加快了规划内的铁路、电力、大型煤炭基地建设。经过这些工作，有效抑制了暴露出来的问题，继续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

 

进入2005年以后，宏观调控措施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进一步增强，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全面分析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提出要更加注重保持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更加注重把握好宏观调控的重点和力度，更加注重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注意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要求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强各项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综合运用财税、货币、土地供给等政策手段，有效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在控制投资反弹的同时，重点稳定房地产价格、控制房地产投资重新过热；化解外贸顺差扩大带来的贸易争端；与此同时，着力进行改革攻坚，在农村税费改革、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股权分置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都迈出了重大步伐，并取得显著成效。

 

 

在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的综合作用下，我国经济呈现稳定增长状态。其主要特征是增长速度较高和物价水平较低的组合。2003～2005年，我国GDP可比价增长率持续保持在10％左右，物价涨幅最高为3.9％，2005年已经回落到1.8％。

 

在这一增长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供求总量关系呈现大体均衡状态。大多数商品和服务已经不存在短缺现象。

 

第二，市场调节的广度和深度明显增加，经济内在的自主增长能力提高。经过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突出，基于市场调节的消费、生产投资活动在经济增长中开始居于主导地位，经济自主增长能力明显提高。与此联系，经济结构根据市场需求变化的适应性调整能力也明显提高，近年来原材料工业和其他供给短缺的行业，都出现了快速发展，很重要的原因是市场价格的引导。

 

第三，经济体制和机制的弊端在更深层面突出出来，行政性的投资冲动仍然比较强烈。市场和政府两个方面的机制和行为都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市场方面，突出表现为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土地、能源和其他紧缺资源、资金等难以通过市场价格变化反映其稀缺程度，也难以形成相应的替代、节约资源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就助长了资源、资金需求的快速扩张。政府方面，对竞争性领域的投资介入过多，对一般经济建设活动参与过多；财税体制的问题一定程度上促使地方政府热衷于上建设项目、参与地方各类投资活动。市场和政府两方面问题的结合，就形成了不计成本、不顾风险、不惜资源和环境代价的行政主导投资热，集中在城市发展和建设方面表现出来。

 

宏观经济形势的这些特点，要求既要有效控制行政性的投资热，以及市场引导的投资过快扩张；也要注意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发挥、保护和引导好各方面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既要控制需求过快增长，又要防止需求不足。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宏观调控的难度实际上是加大了。要求必须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灵活性、预见性。必须正确把握经济发展趋势的变化，保持社会供求总量的基本平衡。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实现持续的平稳较快增长。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