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A股的股权分置改革已经可以算是大功告成，A股的投融资功能也明显得以恢复和提升，股市逐渐步入良性循环的道路。B股市场的未来之路在哪里，这是处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政策环境下的B股投资者迫切想知道的答案。

高盛公司是最早提出人民币应该升值的一家国际投资银行。2003年提出这个观点时在国内引起很大的争议，很多的朋友认为这个看法有问题，甚至是国际投行在炒人民币的开始。到今天为止，我们依然认为，对中国来说最好的政策选择就是让人民币升值。而且如果真要解决问题，每年升1%～3%是完全不够的。

2005年以来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增量已经被视为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表现而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由于这一格局在中长期内蕴藏着可观的风险，如何对此加以调控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课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为此已经明确提出“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目标。要遏制双顺差和对外资产增长失控，一方面需要降低贸易顺差增速，另一方面需要改进对外资产管理，优化国际资产结构。

当前我国外汇储备的较快增长，是经济基本面因素的真实反映。目前市场环境下，市场单边流入的套利行为进一步加大了国内外汇供求平衡的难度。如何在不影响正常贸易和投资活动的前提下，有效抑制没有实际交易背景的套利资金流动是当前外汇管理面临的重大挑战。

人民币率汇率问题是一个事关中国长远发展的问题，基于中国银行长期以来的跟踪研究和恰当判断，结合货币升值的国际经验，我们提出了人民币应该在波动中逐步小幅升值的假设。

从国家外管局公布的资料看，今年11月13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7.8644，连续第4 个交易日创出汇改以来新高。

去年的7月21日，中国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上跨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开始实施，截至2006年7月21日，人民币的升值幅度累计达到了3.3%。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制度建设之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取得了预期效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同时期的投资需求政策变化较大，这与经济周期、体制条件以及发展阶段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一个逐步探索与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完全或基本成功的投资政策调控的例子比较少，但是，投资政策的思路、方法、手段及其组合还是逐渐趋于成熟和丰富，效果也越来越好。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9次周期性波动。引起波动的基本原因，是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不平衡的矛盾。随着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矛盾不断缓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幅度趋于缩小。

安倍晋三当选日本新一届首相，即刻就组织了被外界认为政治上更加保守的领导班子。但是分管经济决策的人选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特征：一是跟制定日本经济政策相关的总务大臣、财务大臣、经济产业大臣、金融大臣和经济财政大臣都有在小泉时代制定经济政策的政治经验；二是在财政经济的位置上引入了民间女性经济学家。这样的人选和安排会对今后日本经济发展，尤其是对中日经济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

小泉走了，安倍来了，留给安倍的是经济复苏的日本，这是小泉五年任期内最大的功劳吗——— 小泉时代：日本经济无为而治？

第一届小泉内阁成立于2001年4月，当时的日本经济尚处于世纪之初“泡沫”崩溃后、所谓“垮掉的10年”这一长期的低迷状态之中。小泉政府成立后，立即于2001年6月，制定了“经济财政运作与结构改革基本方针”。由于这一经济运作取得成果，钻出长期停滞的隧道、摇身一变成为肌肉型经济结构的日本经济，终于看到了前面的曙光。现在，日本可以说已经站在了“新的挑战的10年”的起跑线上。

“长期放松政府管制及联邦储备的良好管理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使我们进入了经济繁荣和低通货膨胀率的15年。”尽管不愿透露姓名，但在接受《中国经济报告》采访时，这名在美国国内担任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机构领导人、目前任美国驻华使馆经济官员的人士仍然十分乐意介绍美国政府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左晓蕾（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目前经济过热或不过热的争论比较多。正确的宏观经济的管理政策是很重要的，但是正确的政策是基于对经济形势和将来的趋势的准确判断。 ......

前三季度部分行业投资过快增长有所回落，工业生产增速也出现高位回落。接下来，发改委将主要进行巩固宏观调控成果的工作。

什么是宏观调控，什么是政府管制，什么是战略决策？是不是所有的政府行为都是宏观调控？或者说，在目前的政府决策中，哪些是宏观调控，哪些不是宏观调控？从现行的政策实践来看，很多官员搞不清楚，有些经济学家也有意无意地将其混在一起。于是，政府的一切经济政策决策都成了宏观决策和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成了最时髦和使用频率最高的字眼，正如民谚所言：宏观调控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因此，在理论上做一点区分也许是有益处的。

未来十年左右的时间，是利用和开发人口红利的最后机会，也是挖掘替代经济增长源泉的战略机遇期

中国未来所面临的严峻人口形势，使人担心其长期的经济增长。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生育率下降，从而加速了老龄化的到来。但我们认为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可以缓解未来劳动力增长减缓所带来的负面影响：1)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以及2)农业部门中剩余劳动力的释放。因此我们对于中国经济未来走势所持的态度比我们以前发布的BRICs报告更为乐观。中国是会变老，但是到那时，我们相信中国会比现在富裕很多，而且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长期经济发展绩效，不仅取决于一定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更重要的在于增长速度的可持续性以及经济增长的质量。在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连续27年的世界经济史上罕见的经济增长成绩的同时，中国经济增长中仍然存在着诸多制约因素，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当有利于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条件开始发生变化，在很长时期里作为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的高储蓄率，以及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优势将逐渐弱化，意味着经济增长源泉面临转换。

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特别是结构性矛盾突出，就业、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增大。

200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看起来很亮丽，GDP增速10.9%，CPI才1.3%，“高增长、低通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8%，财政收入增加22%，超过两万亿元。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存在不少隐忧，最主要的问题是整个经济运行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三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的要求，大规模粗放扩张带来的能源资源消耗增加和环境污染加重问题十分突出。

2005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步入“高增长平台”，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对外贸易增幅继续升高，国际收支顺差不断大幅上升，中国经济运行中也同时凸现出一个新问题，这就是中国经济中出现了以往少有的所谓“经济过剩”现象。一时间在中国，“商品过剩”、“产能过剩”、“货币流动性过剩”、“外汇过剩”，甚至“大学生过剩”等舆论四起，加上早已存在的“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使经济界、理论界普遍感到莫衷一是，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究竟怎么了”的疑问。

在近年来关于增长方式转变或增长模式转型、新型工业化道路选择的问题上，出现了不同意见的讨论或争论。从学术活跃与发展的角度说，这是正常的、有意义的。为了使讨论深入且富有成效，我们需要“淡化”乃至排除一些似是而非的“假问题”，抓住能够反映事物实质的“真问题”。

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发布的《中国经济季报》指出，中国经济前景依然良好，并未出现全面过热现象，但中国应进一步推动经济协调发展。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不仅是“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建设必须重点推进的中心工作，而且是保障我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增长的根本出路。

当前中国经济是否过热，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否认过热的主要根据，是中国经济高增长而没有出现高通胀，当前是加快而不是过热。认为过热的主要根据，是当前建设规模过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导致国民经济出现严重不平衡，难以可持续发展。通货膨胀是经济过热主要是投资过热引起的，而且有一个滞后期。等到出现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再去制止经济过热那就晚了。

两个月后，2007年度的新全球铁矿石谈判又将启动，而代表谈判双方的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和三大国际矿业巨头之间的暗战已然开始。

在刚刚过去的“十五”期间，我国电力工业发展迅速，基本满足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电力的需求。

2006年以来，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经济过渡平稳。一季度GDP增速达10.3%，高于2005年各季度的增长速度。受益于投资和出口的直接拉动，工业总体增长迅速。

经历二十几年发展，中国民营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成长的重要因素，尤其“浙商”群体的成长壮大几乎可以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浓缩版本。为此，本刊《长三角观察》栏目约请了相关企业代表，就民营企业持续提升、品牌、创新等相关话题展开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已成为全国经济增长最快、活力最强的省份之一。然而，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全省的资源要素制约和环境承载压力逐步增强，发展的质量、结构和效率问题日益突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成当务之急。由于支撑浙江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源于民营经济；因而民营企业能否审时度势、走上集约型发展的路子，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进入21世纪，以中国加入WTO为标志，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这个阶段的重要特征，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一体化，江浙沪三省市的资源整合、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将成为地区发展的重要生长点和增长点，推动这一地区的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

根据长江三角洲的地理区位、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竞争优势及其动态变化，研究确定这一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在我国经济及其在世界竞争中的位置、扮演的角色、占据的空间与发展的目标和趋势，既是发挥长江三角洲整体功能的需要，是实现这一地区最优化发展提升这一区域整体竞争力的需要，也是确定这一地区发展战略规划与各个城市制定发展战略规划的基础。

在苏浙沪19070家拥有至少一项专利的企业中，民企占总数的63%，民企拥有专利数占全部企业专利数比例分别是上海37%、江苏49%和浙江73%。

长三角两省一市今年以来虽然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但这一区域的投资推动型增长方式正在悄然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主要经济指标位居全国前列。这些成绩背后，有着科技进步的重要贡献。

作为一种国际惯例，同时根据WTO规则，各成员国可以对本国出口产品实行退税，但退税的最大限度不能超过出口产品在国内已征的税款。在此范围内，各成员国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需要和国家财政承受能力，确定恰当的出口退税水平。

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国际经济学》一书中，就曾经对所谓国际竞争力的虚妄性进行过不留情面的批评，尤其是他指出了顺差和逆差更多地是与汇率水平有关，而不是与人们以为的所谓真实的“竞争力”有多大关系。

今年5月，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以下简称IMD）发布《世界竞争力年鉴2006》的评比结果：中国大陆排名骤升12位、列第19，开创了参加该项评比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浙江省（浙江省作为单独参加评比的经济体）的排名暴跌13位、列第33，失去了已保持两年的上游地位。并且，其升、降的幅度都是整个排名表中最大的。面对这多少有些意外的惊喜与失落，我们除了关注排名位置之外，更有必要切实分析其中不同方面的原因，以便真正发掘对于提升我国竞争力水平具有启示意义的重要内容。

“水污染控制，不是技术问题，也主要不是资金问题，首先要解决机制问题。”民间环保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称，要控制水污染，必须加强执法；要加强执法，必须突破利益关系；要突破利益关系，必须有公众参与；而公众参与，首先要做到环境信息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