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长期经济发展绩效，不仅取决于一定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更重要的在于增长速度的可持续性以及经济增长的质量。在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连续27年的世界经济史上罕见的经济增长成绩的同时，中国经济增长中仍然存在着诸多制约因素，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当有利于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条件开始发生变化，在很长时期里作为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的高储蓄率，以及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优势将逐渐弱化，意味着经济增长源泉面临转换。

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特别是结构性矛盾突出，就业、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增大。

200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看起来很亮丽，GDP增速10.9%，CPI才1.3%，“高增长、低通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8%，财政收入增加22%，超过两万亿元。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存在不少隐忧，最主要的问题是整个经济运行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三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的要求，大规模粗放扩张带来的能源资源消耗增加和环境污染加重问题十分突出。

2005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步入“高增长平台”，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对外贸易增幅继续升高，国际收支顺差不断大幅上升，中国经济运行中也同时凸现出一个新问题，这就是中国经济中出现了以往少有的所谓“经济过剩”现象。一时间在中国，“商品过剩”、“产能过剩”、“货币流动性过剩”、“外汇过剩”，甚至“大学生过剩”等舆论四起，加上早已存在的“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使经济界、理论界普遍感到莫衷一是，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究竟怎么了”的疑问。

在近年来关于增长方式转变或增长模式转型、新型工业化道路选择的问题上，出现了不同意见的讨论或争论。从学术活跃与发展的角度说，这是正常的、有意义的。为了使讨论深入且富有成效，我们需要“淡化”乃至排除一些似是而非的“假问题”，抓住能够反映事物实质的“真问题”。

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发布的《中国经济季报》指出，中国经济前景依然良好，并未出现全面过热现象，但中国应进一步推动经济协调发展。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不仅是“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建设必须重点推进的中心工作，而且是保障我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增长的根本出路。

当前中国经济是否过热，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否认过热的主要根据，是中国经济高增长而没有出现高通胀，当前是加快而不是过热。认为过热的主要根据，是当前建设规模过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导致国民经济出现严重不平衡，难以可持续发展。通货膨胀是经济过热主要是投资过热引起的，而且有一个滞后期。等到出现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再去制止经济过热那就晚了。

两个月后，2007年度的新全球铁矿石谈判又将启动，而代表谈判双方的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和三大国际矿业巨头之间的暗战已然开始。

在刚刚过去的“十五”期间，我国电力工业发展迅速，基本满足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电力的需求。

2006年以来，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经济过渡平稳。一季度GDP增速达10.3%，高于2005年各季度的增长速度。受益于投资和出口的直接拉动，工业总体增长迅速。

经历二十几年发展，中国民营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成长的重要因素，尤其“浙商”群体的成长壮大几乎可以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浓缩版本。为此，本刊《长三角观察》栏目约请了相关企业代表，就民营企业持续提升、品牌、创新等相关话题展开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已成为全国经济增长最快、活力最强的省份之一。然而，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全省的资源要素制约和环境承载压力逐步增强，发展的质量、结构和效率问题日益突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成当务之急。由于支撑浙江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源于民营经济；因而民营企业能否审时度势、走上集约型发展的路子，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进入21世纪，以中国加入WTO为标志，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这个阶段的重要特征，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一体化，江浙沪三省市的资源整合、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将成为地区发展的重要生长点和增长点，推动这一地区的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

根据长江三角洲的地理区位、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竞争优势及其动态变化，研究确定这一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在我国经济及其在世界竞争中的位置、扮演的角色、占据的空间与发展的目标和趋势，既是发挥长江三角洲整体功能的需要，是实现这一地区最优化发展提升这一区域整体竞争力的需要，也是确定这一地区发展战略规划与各个城市制定发展战略规划的基础。

在苏浙沪19070家拥有至少一项专利的企业中，民企占总数的63%，民企拥有专利数占全部企业专利数比例分别是上海37%、江苏49%和浙江73%。

长三角两省一市今年以来虽然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但这一区域的投资推动型增长方式正在悄然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主要经济指标位居全国前列。这些成绩背后，有着科技进步的重要贡献。

作为一种国际惯例，同时根据WTO规则，各成员国可以对本国出口产品实行退税，但退税的最大限度不能超过出口产品在国内已征的税款。在此范围内，各成员国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需要和国家财政承受能力，确定恰当的出口退税水平。

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国际经济学》一书中，就曾经对所谓国际竞争力的虚妄性进行过不留情面的批评，尤其是他指出了顺差和逆差更多地是与汇率水平有关，而不是与人们以为的所谓真实的“竞争力”有多大关系。

今年5月，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以下简称IMD）发布《世界竞争力年鉴2006》的评比结果：中国大陆排名骤升12位、列第19，开创了参加该项评比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浙江省（浙江省作为单独参加评比的经济体）的排名暴跌13位、列第33，失去了已保持两年的上游地位。并且，其升、降的幅度都是整个排名表中最大的。面对这多少有些意外的惊喜与失落，我们除了关注排名位置之外，更有必要切实分析其中不同方面的原因，以便真正发掘对于提升我国竞争力水平具有启示意义的重要内容。

“水污染控制，不是技术问题，也主要不是资金问题，首先要解决机制问题。”民间环保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称，要控制水污染，必须加强执法；要加强执法，必须突破利益关系；要突破利益关系，必须有公众参与；而公众参与，首先要做到环境信息公开。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就是要以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准则，以绿色科技为动力，倡导环境文化和生态文明，构建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社会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

由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所作的《2006年环境绩效排名》报告，年初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上发布，在133个参加排名的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居94位。报告的主要撰写者Daniel C. Esty（丹尼尔•艾斯替）教授6月21日在北京作了《绩效衡量和政策有效性评估》的报告，并回答了听众关于环境方面的一些问题。本文即根据丹尼尔•艾斯替教授的演讲整理，以期让读者了解，中国排在第94位的原因是什么？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副主任王金祥近日说，中国政府已将能源、矿产、农牧业、装备制造、高技术产业、旅游及文化产业等6类特色优势产业列入西部大开发“十一五”总体规划。

中国已决定给位于渤海湾的天津滨海新区在金融、税收、用地等方面的特殊政策扶持，冀望滨海新区带动整个北方经济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引擎。

进入21世纪，随着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化和进一步东扩的需要，欧盟制定了一系列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政策和实施途径，作为欧盟经济社会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区域政策，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青藏铁路通车两个多月来，给西藏经济建设注入了强大的活力。随着飞快奔驰的列车，西藏百姓的生产生活也在一天天发生着可喜的变化。

随着青藏铁路的通车，温州的商人如期而至……

青藏铁路历经5年的建设，于今年7月1日正式试运行。青藏铁路的建成，将引发以“点轴开发”为特征的经济辐射，从而大大促进西藏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9月10日出席在瑞士举行的国际清算银行会议时表示，中国经济中的流动性依然充足，央行将采取进一步措施收紧流动性。他同时表示，综合货币政策、国内供需状况以及国际市场汇率等因素看，实际上中国正在稳步提高汇率弹性。

顺应一国经济发展，同时协调对外对内平衡的汇率才是最佳的汇率，汇率弹性也是如此。在给定汇率长期走势的情况下，短期内的汇率波动区间(弹性)也应该符合一国宏观结构的调整节拍以及微观市场的成熟程度。

美中之间关于货币问题的讨论一直在一种互相尊重和坦诚对话的基础上进行。美国财长斯诺称赞中国去年7月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所作的转变为重要的第一步。但是，不进一步进行更大幅度汇率改革的危险正在增加。

金融开放是近期焦点话题。国内，“外资凶猛”、“斩首行动”呼声日高，凯雷收购徐工遭遇三一重工执行总裁向文波猛烈抨击；国外，美国新财长、高盛前董事长亨利鲍尔森6月27日在国会接受任职听证时暗示，美国对华政策或将出现转折——汇率和贸易等焦点将被金融开放所取代。

近来，美国贸易代表施瓦布、商务部长古铁雷斯、财长保尔森等高官都通过不同的场合表达了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的立场。

在日前开幕的“2006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文化周”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上海总部主任项俊波表示，如果一国的金融业开放程度与经济发展所处阶段不相适应，那么金融业过快、过大的开放将会增加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引发金融危机，并给世界经济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甚至沉重打击。

金融全球化使中国金融业发展不能裹足不前、瞻前顾后，必须实施“谨慎、有序、渐进”的开放政策。而微观外资股东对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提升并不等同于或导致中国宏观金融安全。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金融业相对其他领域而言进展是滞后的。这其中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改革开放战略安排的因素。

去年是中国银行业加速改革开放的一年，其中最为亮丽的风景线，就是中国建设银行分别于6月17日和7月1日与美国银行和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私人）有限公司（简称“淡马锡”）的全资子公司亚洲金融控股私人有限公司签署战略投资协议，成功地引进了战略投资者。

中国政府已经大大加速了银行业的改革步伐，特别是在监管框架、风险控制体系与股权结构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虽然这些改革令人鼓舞，我们认为此时全面评估战略投资者与公开上市带来的成效还为时尚早。